干瘦的孙廖兰烦躁地回到家里，望着眼前嘈杂、脏乱差的大杂院，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1982 年的北市，像这样多户聚居在四合院内的现象极为普遍。这时，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有可怜的 4.55 平方米，住房条件着实紧张。
华国成立初期，由于商业体系改革，私营房地产行业并未得到允许。随后近 30 年，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城市里的工人和平民大多有编制和单位，单位会为他们提供分配住房，这便是福利分房制度。
到了80年代早期，福利分房行政制度宣布废止，但仍余波未消。
四合院，大多历史悠久。华国成立后，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北市的四合院被分配给了工人，常常一个四合院内挤着三四个家庭。
可随着房地产私有化时代来临，曾看似合理的分配方式暴露出弊端，产权不明的问题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像孙廖兰一家所在的四合院，就如同众多共有产权房的缩影，产权并非归属于某一个人。一个四合院内住着三四个家庭，产权归属变得错综复杂，若有人想买这样的四合院，得和所有居住家庭谈判，甚至要买下他们各自对四合院的产权份额，这极大地限制了四合院的流通性。
孙廖兰一家 8 口人，在枣树胡同这个大杂院里分得了2 间房。
大儿子早已成家，还添了三个孩子。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生活的琐碎和空间的逼仄让矛盾时有发生。
小儿子和孙廖兰夫妻同住在一间隔开的屋子里，也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对象都有了，可婚房却毫无着落。
大杂院里的人家，自己都觉得住房紧张，根本没人愿意出售房子。
孙廖兰心急如焚！
！ ！ ！
她的目光，渐渐盯上了附近周大爷家的房子。周大爷的四合院位置不错，要是能买下两间，小儿子的婚房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 — — —
两个月前。
她敲响了周大爷家的门。“周大爷，在家不？”
周大爷打开门，看到是陌生的孙廖兰，疑惑：有啥事？”
孙廖兰陪着笑脸说道：“周大爷，您看我家小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可实在没地方住。您这房子宽敞，能不能匀两间卖给我们家呀？”
周大爷毫不犹豫地拒绝道：“我这四合院是要整栋出售的，不卖零散的。我这房子虽然破点，但地段好，要是拆开卖，以后麻烦事儿多着呢。”
孙廖兰不死心：“您就当帮我个忙。我家小儿子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要是因为没婚房吹了，我这当妈的心里多难受啊。您就两间房卖给我们，价格好商量。”
周大爷：“不卖，不卖。你说我要是卖你两间，剩下的咋办？你也别再来了。”说完，便关上了门。
“…………”
孙廖兰站在门口，望着紧闭的门，心中愤懑。
她不明白！
周大爷为什么就不能通融通融！
难道真的看着她儿子因为婚房的事而婚事告吹吗？
从周大爷家回来后，孙廖兰越想越气，心中的不满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她觉得周大爷太不近人情，明明有房子却不肯帮忙。这种想法在她心里扎了根，渐渐扭曲成一种怨念。
在大杂院里，孙廖兰忍不住和邻居们抱怨起来：“你们说说，这周大爷也太过分了。我家都这样了，他就两间房都不肯卖。他那房子又不是不能拆着卖，分明就是不想帮我们。”
邻居们听了，有的跟着附和：“就是，周大爷这人平时就特固执，不好打交道。”
“我之前也去打听过，他不乐意卖啊。”
“你们说他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怎么那么自私呢？”
也有的劝说道：“孙大姐，人家也有自个儿的打算，想整卖了，去和女儿一起住，您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再琢磨琢磨别的辙呗。”
但孙廖兰根本听不进去，她逢人便说周大爷的不是，渐渐地，这些话传到了周大爷的耳朵里。
周大爷心里也很不痛快！
他干脆闭门不出！
孙廖兰几次上门他直接不开门。
孙廖兰又急又气，在门口大喊：“你这房子留着也没用，还不如便宜卖给我家。你要是不卖，以后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现在谁家买得起一整个四合院啊，你这纯粹是资本家行为！”
周大爷气得脸色铁青：“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威胁我呢？我这房子卖不卖，啥时候卖，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这是国家还给我的，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
孙廖兰心里憋着一口气，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办法让周大爷把房子卖给她，哪怕不择手段。
尽管改革开放的序幕已拉开，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国的平均工资普遍低。众多行业由国有企业主导，社会经济的活力不足。这时80%的工人每月工资仅有20至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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