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加冕的辉煌渐渐沉淀为沉重的责任。杨清与伊莎贝尔并未在永恒之城过多停留，他们将帝国中央政府的临时机构迁回了西班牙，但并非返回马德里。杨清的目光投向了伊比利亚半岛中心一片相对空旷、战略位置却极佳的高地——这里被他选定为未来“欧罗巴合众国”的首都，暂命名为“中央市”（Civitas Centralis）。
这是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摒弃任何旧有的政治中心，在一片白纸上绘制新帝国的蓝图，彰显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巨大的建筑工地在规划图纸确定后便立刻启动，来自帝国各地的劳工、工程师、建筑师在军队的护卫和组织下，如同潮水般涌入这片土地。开采石料的轰鸣、烧制砖瓦的窑火、以及初步应用的蒸汽起重机（改进自矿山设备）的嘶吼，共同奏响了建设新时代的交响曲。
伊莎贝尔成为了这座未来都城建设事实上的总协调官。她展现出惊人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将杨清宏大的构想分解为无数可执行的细节。从城市规划的分区（行政区、商业区、工业区、学院区、居民区），到下水道系统的设计，从首批政府建筑的风格（杨清倾向于简洁、实用、宏大的新古典主义，摒弃过度繁复的巴洛克），到招募和安置数以万计的工匠及其家属，事无巨细，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杨清则专注于应对帝国整合初期的汹涌暗流。行政重组的命令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各地旧贵族的拼死反抗。在波西米亚，一群贵族以“保卫历史权利”为名，发动了武装叛乱。在尼德兰， Calvinist 商人和贵族联合抵制通用法典中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款（尽管条款本身已相当保守），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和贸易特权。
“他们不明白，或者说拒绝明白，”杨清在中央市临时指挥部（一栋巨大的行军帐篷群）里，对着军事地图冷冷地说，“时代已经变了。个人的、地方的所谓‘自由’，不能凌驾于国家统一和整体利益之上。”
他并未亲自领兵平叛，而是坐镇中枢，运筹帷幄。镇压波西米亚叛乱的命令被下达给驻扎在德意志的帝国国防军第一军团。这支完全由杨清理念塑造的新式军队，以教科书般的步炮协同和铁路运输（利用已建成的莱茵河-多瑙河支线铁道），在短短两周内便粉碎了叛军的乌合之众，主要叛乱贵族被俘后被送往中央市等待审判。
对于尼德兰，杨清采取了更复杂的策略。他一方面命令海军加强北海封锁，切断尼德兰与英格兰的走私联系，施加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派伊莎贝尔以帝国特使的身份，秘密前往阿姆斯特丹。
“尼德兰人看重商业利益甚于政治诉求，”杨清在伊莎贝尔临行前分析道，“向他们展示加入帝国体系后的长远经济利益，比如帝国将投资建设安特卫普港成为北大西洋贸易中心，帝国关税同盟将为他们打开整个南欧和美洲的市场。同时，也要让他们清楚，反抗的成本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伊莎贝尔不负重托。她在阿姆斯特丹与当地商人行会和部分开明贵族进行了数轮艰苦的谈判。她以惊人的耐心和对经济数据的精准掌握，逐一驳斥了对方的疑虑，并巧妙地利用商人内部的矛盾进行分化。最终，尼德兰人勉强接受了帝国的条件，叛乱的火苗被暂时掐灭。
当伊莎贝尔风尘仆仆地返回中央市建设工地时，看到的是一片初具雏形的城市骨架。宽阔的、规划有电车轨道（预留）的石板街道，规模宏大的议会大厦地基，以及远处已经封顶的帝国科学院主楼……这一切都让她倍感自豪。
杨清在刚刚建成的临时官邸门口迎接她，他握住她冰凉的手，眼中满是心疼与赞赏：“辛苦了，伊莎。你又一次为我，为帝国化解了一场危机。”
伊莎贝尔疲惫却满足地笑了笑，望着眼前初升的月亮下忙碌的工地：“看着这座城市从无到有，看着我们的蓝图一点点变为现实，再辛苦也值得。只是，杨清，镇压和谈判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如何让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真正认同‘欧罗巴合众国’，才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教育是关键，经济发展是纽带。”杨清揽着她走向室内，“我们已经播下了种子，接下来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走吧，让我看看你从尼德兰带回来的报告，还有，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新都的基石，不仅在于是砖石土木，更在于一次次成功的危机应对和日渐清晰的未来图景。在这片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土地上，杨清和伊莎贝尔继续着他们创造历史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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