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萨王宫在夜色中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石墙在稀疏的星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伊莎贝尔的探视在严格保密和重重护卫下进行，并未引起外界过多猜测。她回来后，脸色平静，但杨清能从她细微紧绷的肩线看出，那次会面绝不轻松。
“他认出了我，但很短暂。”伊莎贝尔的声音有些沙哑，她坐在起居室的壁炉前，望着跳动的火焰，“大部分时间很昏沉。他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也好…’，然后便陷入了沉睡。”她没有描述病榻上那个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老人与她记忆中威严父亲的巨大反差，但那种无声的冲击，清晰地写在她眼底。
杨清没有多问，只是递给她一杯温热的葡萄酒，加了少许香料——这是她来到这个时代后，他根据模糊记忆为她调制的，能让她稍微放松。“他承认了你的归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就在这时，霍恩海姆送来了关于阿尔瓦公爵府邸聚会的情报。内容比预想的更具体：与会的贵族们对《根特法案》在尼德兰的推行表达了强烈不满（触及了他们在那里的工场利益），对杨清以摄政王身份“过度”集权感到担忧，并且，部分人私下接触了葡萄牙特使，讨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费利佩王子继位，是否可能由一位西班牙本土的大贵族（比如阿尔瓦公爵本人）担任摄政，而非由杨清这个“外来者”继续掌控。
“阿尔瓦…”伊莎贝尔蹙眉，“他是卡斯蒂利亚旧贵族的旗帜，手握重兵，在军中影响力不容小觑。而且，他与葡萄牙王室有姻亲关系。”
“意料之中。”杨清看着情报，眼神冰冷，“旧的利益集团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害怕合众国的统一法律和行政体系会彻底剥夺他们的传统特权。《根特法案》只是导火索。”他沉吟片刻，“教皇特使呢？他的动向如何？”
“教皇特使主要与西班牙教会高层会面，对合众国内正在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虽然有限，但已触动天主教会神经）以及科学院某些‘挑战上帝领域’的研究表示关切。目前态度暧昧，但偏向于维持传统秩序。”
三方势力，目标各异，但某种程度上，都指向了杨清和伊莎贝尔所推动的变革。葡萄牙想趁火打劫，削弱帝国；旧贵族想夺回权力；教会则对新兴的科学理性感到不安。
“不能让他们形成联盟。”杨清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我们需要分化他们，拉拢可以拉拢的，震慑必须震慑的。”
接下来的几天，杨清和伊莎贝尔展开了密集的行动。杨清亲自接见了帝国银行在马德里的代表，指示他们向那些对合众国政策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的西班牙贵族，提供条件优渥的工业债券认购额度，并将部分帝国的军工订单，有选择地分包给他们的工场。这是赤裸裸的利益捆绑。
同时，帝国新军团在马德里城外进行了两次公开的军事演习，新式燧发枪的齐射声震耳欲聋，标准化火炮的精准射击更是让受邀观礼的贵族们面色发白。这是一种无声的警告：任何试图挑战秩序的武力行为，都将面对毁灭性的打击。
而伊莎贝尔则发挥了她的独特作用。她以公主身份，举办了一场小型的、非正式的沙龙，邀请了一些相对开明、或在阿尔瓦公爵聚会上态度摇摆的贵族夫人和小姐，甚至包括两位颇有影响力的主教。她没有谈论政治，只是聊了聊中央市新建的公共图书馆、女子学院的课程、以及帝国铁路网带来的旅行便利。她用温柔而坚定的语气，描述着一个更加开放、有序、充满机遇的未来图景，巧妙地避开了直接的冲突，却将变革的种子悄然播撒。
她还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她回到了自己曾经在王宫内的旧居——玫瑰园。那里虽然荒废了些，但仍有几株顽强的老玫瑰在初冬的寒风中绽放。她亲手剪下几支，带回行宫，插在杨清书房的花瓶里。
“还记得我们那个小阳台上的那盆快要死掉的玫瑰吗？”她对着有些诧异的杨清微笑，眼神温暖，“你每天下班回来，不管多累，都会记得给它浇水，还跟它说话，说‘快开花吧，伊莎贝尔喜欢’。”那是他们在现代拮据却充满温馨生活的缩影。
杨清看着那几支在古朴花瓶里傲然挺立的玫瑰，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他走过去，拥住她：“记得。后来它真的开花了，虽然只有一朵，小小的，但你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权力斗争是冰冷的，”伊莎贝尔依偎在他怀里，轻声说，“但生活不是。我们需要这些温暖的回忆，提醒我们最初是为什么而出发。也让那些人看到，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控制力。”
伊莎贝尔的沙龙和玫瑰的举动，通过贵妇人们的口耳相传，意外地起到了一些效果。至少，缓和了部分紧张气氛，让一些人意识到，这位公主和她的摄政王，并非完全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篡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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