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冬的上海，像一块被浸透了冰水的绒布，沉重、湿冷，带着一种畸形的繁华和深入骨髓的压抑。法租界霞飞路上，梧桐树的枯枝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伸展，如同绝望的手。一辆黑色奥斯汀轿车碾过湿漉漉的碎石路面，溅起细小的水花，驶向位于亚尔培路的一栋不起眼的西式小楼——圣约翰大学理学院。
实验室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孤零零的台灯照亮实验台的一隅。空气里弥漫着乙醚、旧纸张和金属仪器特有的冰冷气味。苏砚，二十五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领口有些磨损的深蓝色长衫，几乎与阴影融为一体。他瘦削的背影微微佝偻着，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镜反射着台灯的光，镜片后的眼睛死死盯着一块布满复杂线路的示波器面板。
屏幕上，杂乱无章的绿色光点在疯狂跳动，毫无规律可言。但在苏砚眼中，它们并非无序的噪音。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极快地在旁边的草稿纸上划动，留下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算式。嘴唇无声地翕动，像在进行一场只有数字才能理解的密谈。
“苏先生？苏先生！”一个年轻助教的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地焦急，打破了实验室的沉寂，“电话…又响了，是您府上打来的。很急。”
苏砚的身体猛地一僵，仿佛从另一个维度被硬生生拽回现实。他缓缓抬起头，眼神有片刻的失焦，随后才凝聚在助教那张写满担忧的脸上。他没有说话，只是摘下眼镜，用指关节用力揉了揉酸涩的眉心，留下浅浅的红印。
“第几次了？”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长时间未开口的沙哑，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被强行压抑的恐慌。
“第三次了，先生。”助教的声音更低了，“管家福伯说…请您务必尽快回去。苏教授他…情况很不好。”后面几个字，几乎含在了喉咙里。
示波器上的光点还在狂舞，一个关键的谐波分析模型刚刚在苏砚脑中构建到一半。他看了一眼那跳跃的绿色线条，又看了一眼助教手中那部沉默的黑色电话机，仿佛那是两个截然不同、无法共存的世界。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和冰冷数据，与家中父亲病危的沉重现实，像两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着他。
最终，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息沉重得如同叹息。他放下手中的铅笔——那支笔的笔尖已经磨损得很厉害——动作有些僵硬地站起身，长衫下摆带倒了桌角一个空烧杯，“哐当”一声脆响，碎片四溅。
“帮我…把数据记下来，频率偏差…暂时按0.0037%估算。”他的声音有些飘忽，像是下达指令，又像是自言自语。他甚至没看一眼地上的狼藉，抓起搭在椅背上的旧呢大衣，脚步有些踉跄地冲出了实验室门，把那份未完成的数字世界和助教惊愕的目光留在了身后。
黄包车夫拉着苏砚在湿冷的街道上飞奔。车窗外的上海是扭曲的：一边是霓虹初上的百乐门，靡靡之音隐约可闻，衣着光鲜的男女在寒风中钻进温暖的轿车；另一边是蜷缩在街角衣衫褴褛的难民，眼神空洞地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穿着不同军装的士兵在租界边缘巡逻，刺刀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不祥的光。空气中混杂着劣质香水、煤烟、食物的香气和一种若有若无的、属于绝望的腐味。
苏砚紧抿着唇，视线掠过窗外光怪陆离的景象，却没有真正看进去。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画着刚才未完成的公式，指尖冰凉。父亲苏明哲，那位温文尔雅、学贯中西的历史学者，他唯一的亲人，此刻正躺在家里那张老式红木床上，生命如风中残烛。一种巨大的、冰冷的恐惧攫住了他，比任何复杂的数学难题都更让他束手无策。
车子终于拐进一条相对僻静的弄堂。苏家是一栋带小花园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此刻门楣上已挂起了刺眼的白灯笼，在寒风中轻轻摇曳，像两只哭泣的眼睛。苏砚的心猛地沉到了谷底。他几乎是撞开车门，冲进了家门。
厅堂里已布置成了灵堂。正中是父亲苏明哲的遗照，照片上的人穿着笔挺的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眼神温和睿智，嘴角带着一丝学者特有的沉静笑意。烛火摇曳，檀香的气息弥漫，却掩盖不住那股新丧的凄凉。
“少爷…您…您总算回来了！”老管家福伯迎上来，眼圈红肿，声音哽咽，“老爷…老爷他下午…安详地去了。”福伯的背似乎更佝偻了，像是一夜间被抽走了脊梁。
苏砚的身体晃了晃，他扶住冰冷的门框，才勉强站稳。照片上父亲的笑容像一把钝刀，缓慢地切割着他的心脏。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粗重的喘息。
“怎么会…这么突然？”他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嘶哑得厉害，“昨天…昨天他还说只是受了风寒…”
“唉…”福伯抹着眼泪，“说是夜里起来找书，失足…从二楼书房外的楼梯上摔了下去…发现时…已经…”老人说不下去了，只是不住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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