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与人情的天平上，一端是未成年的加害者，一端是受害的孩童，而横亘其间的，却是一部名为“保护”的枷锁。江由学校霸凌事件中，舆论的怒火与司法的冷静形成刺眼对比，这矛盾背后，是法律条文与人性良知的撕裂。我们不禁要问：当“未成年人保护法”异化为“未成年人犯罪庇护法”，那些在欺凌中颤抖的弱小身影，又该向何处寻求公道？
古语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今，某些未成年施暴者却手持“年龄”的盾牌，在法律的缝隙中肆意妄为。他们熟知刑法第十七条的“十四岁红线”，深谙“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免罪金牌”，于是将校园变为法外之地。某地初中生团伙长期勒索同学，被问及为何猖獗时，竟冷笑：“我差一个月满十六，能拿我怎样？”这种对法律的戏谑，恰是现行制度漏洞催生的恶果。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受害者家属寻求正义时，得到的往往是“已尽力从重”的敷衍。某校霸凌致残案中，施暴者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仅被送往工读学校，而受害者家庭却背负终生医疗重担。这种“保护”的倾斜，实则是纵恶的温床。正如古人所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今，某些未成年人竟成了法外的“特权阶层”，何其荒诞！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古人对心智发育的朴素认知，在今日科技时代更显深刻。00后、10后生长于信息爆炸的环境，早熟程度远超立法者的想象。某地12岁少年策划校园暴力并全程录像，其缜密程度令办案民警咋舌。这些孩童深谙网络暴力规则，却将恶意倾泻于同龄人身上，其冷漠与残忍，丝毫不逊于成人。
反观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仍停留在上世纪的法律框架。当德国、日本等国已通过“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将恶性犯罪追责年龄降至12岁，我国仍固守“十四岁红线”，这无异于刻舟求剑。某法学教授曾言：“法律不能因‘孩子’二字，就为恶魔披上天使的外衣。”此言振聋发聩，直指制度的核心矛盾。
“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孝，父之过。”古训道出了教育与责任的关联。然而，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罪者的处理，却陷入“宽容即纵容”的怪圈。某地少年连环盗窃案中，施暴者因未达刑责年龄被释放后，次日即再犯。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暴露出惩戒机制的失效。
更荒谬的是，某些案件中对施暴者的“保护”竟异化为特权。某校霸凌者被保送重点高中，而受害者却因心理创伤被迫休学。这种颠倒黑白的处理，让“保护”彻底沦为“庇护”。古人云：“小惩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而今，我们却连“小惩”都吝于给予，又怎能奢望“大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校园霸凌的猖獗，是多重制度失效的集中体现。首先，法律层面需建立“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对恶性犯罪打破年龄限制；其次，应建立全国性校园暴力档案，对施暴者升学、就业进行限制；再次，需完善“连坐”机制，让失职家长承担经济与行政责任；最后，亟需制定《反校园暴力法》，将各类霸凌行为细化入刑。
某地实验中学推行“零容忍”政策后，校园暴力下降70%，证明严法可行。正如商鞅变法时所言：“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根治霸凌，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保护”的迷思，让法律真正成为正义的盾牌，而非恶行的遮羞布。
“法律乃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当“未成年人保护法”背离初衷，成为施暴者的“护身符”，我们便该敲响警钟。江由学校事件不应是终点，而应是制度革新的起点。唯有降低恶性犯罪刑责年龄、完善惩戒体系、重构法律框架，才能让校园重归“传道授业解惑”的净土，让法律真正成为“惩恶扬善”的利剑。
否则，当受害者含泪质问“为何不能保护我”时，我们手中的法典，将成为最无力的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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