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的事，本有许多是不必深究的。然而眼睛既长在自己脸上，看见些形状颜色，便不由得心里要动一动。近来每逢那万众瞩目的场合，瞥见那高悬的徽记图样，心里动的却不是愉悦，也不是敬畏，倒像被什么生硬的东西硌了一下——起初疑心是自己眼光迂腐，赶不上这“新潮”；后来看得多了，才渐渐品出那硌人的滋味，并非来自新奇，却是来自一种空洞的喧哗。
那图样大抵是极“热闹”的。红要刺眼的红，金要晃目的金，线条是张牙舞爪的，构图是堆砌得无缝可钻的。猛一看，仿佛将许多“中国”的物事——龙凤、祥云、福字、折扇——都拆碎了，和些舶来的光怪陆离的技法，一古脑儿搅在一口锅里，煮成一团黏稠而斑斓的浆糊。浆糊倒在模子里，冷却了，便成了所谓“设计”。你若问它的意思，他们便说这是“融合”，是“创新”，是“面向未来”；但你若静静看去，那里面既寻不出古时匠人“计白当黑”的从容，也嗅不到乡土间“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朴拙气味。它只是一团“视觉的声响”，用最大的力气嚷着，嚷的内容却空无一物。
这便引出一类人物来。他们或是留过洋的，或是读过许多新奇理论的，舌头底下翻滚着“解构”、“跨界”、“后现代”一类名词。说起“传统”，他们是不屑的，以为那是“老朽”；但用起传统的符号，他们又是极大胆的，仿佛将祖宅的雕花窗棂拆下，胡乱钉在水泥墙上，便算是“致敬”与“再生”了。他们的胆子，源于一种无知的坦然。因未曾浸染过那文化的肌理，未曾夜雨孤灯下体味过一幅古画的神韵，也未曾在乡野间感受过一个简单图案里寄托的生存祈愿，故而下手便毫无挂碍，毫无敬畏。于是，秦砖汉瓦的浑厚，可以改成塑料玩具般的轻飘；唐宋纹样的清雅，能染作西洋油画的浓腻。这不是创造，这是一场以“进步”为名的粗暴的涂改。
涂改的底本，自然是别人的。那“新潮”的源头，细细看去，总映着别家文化的影子，只是学又学不真切，倒把自己本来的面目也丢失了。这便像一个人，急于要旁人认他，却忘了自己的名姓，只好将听来的各种名号胡乱披挂在身，结果成了一个移动的货架，上面摆满了异邦的商标，独独没有自己的灵魂。这或许便是最可悲处：那群挥毫泼墨、指点设计的人，自以为站在潮头，引领风尚，殊不知自己可能早成了一双无形之手的提线傀儡。那手，许是商业的算计，许是盲目的趋附，根本的，是一种文化上失了自信、乱了方寸的“自觉的蒙昧”。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却未曾真正落到别处的土壤里，只好悬浮着，制造一些同样悬浮的、无根的“奇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这“奇观”的害处，又不止于碍眼。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悬在亿万人的眼前，成为一种“正当”的、权威的“美”。孩童看了，以为“中国”便是这等喧腾堆砌的模样；外人看了，以为这便是中华文明的当代表情。久而久之，真的、深的、需要沉静心思去体会的传统之美，反倒被衬得“过时”了，寂寞了。这是一种无声的暴力，篡夺了一个民族观看自己、表达自己的语言。古人刻一方印，造一座亭，尚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道理，知晓谦抑与留白的妙处。而今人有了万千技术，反倒只剩下一片虚张声势的荒芜。这荒芜里，站满了忙碌的、自信的、制造着文化废料的人。
我想，一个民族的审美，若到了只能靠尖叫来引人注意，靠拼贴来假装丰盛，靠异化自身来标榜“前进”的境地，那大抵是病得不轻了。这病的根源，不在手上功夫的欠缺，而在心源处的干涸与惶惑。治这病，怕是不能指望那些正兴高采烈地搅拌着浆糊的“设计师”了。或许，先得有一阵冷风，吹醒几个明白的痛楚的人，使他们敢于直面这“辉煌”背后的苍白，敢于在众声喧哗里，安静地、艰难地，重新辨认那条通往自己文化血脉的、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小路。
路还找得见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若连这点辨认的痛楚与勇气也失了，那么我们看到的，将不止是几个丑陋的图案，而是一个民族在镜中，再也看不清自己面容的、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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