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单又来了。照例是一串数字，后面跟着不容置疑的括号与文件号。最后一年的，与往年并无不同。学费、住宿费，一项不缺，分厘不少。学生捏着这张纸，望向窗外——那里是实习单位的方向，他们已在那里忙碌了数月，宿舍的床铺早已冷透。疑惑是有的：人既不在“校”，这“宿”费，宿在何处？这“教”费，又教在何方？去问，答复是现成的、印刷体般的规整：实习，乃教学计划之重要环节；床位，为你保留着，此乃管理之必须。依据是某年某月某部门下发的第某号文。你看，一切都合规，一切都合法。你仿佛不是在求学，而是在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名为“在校”的行为艺术，并需为这虚拟的“在场”，支付真金白银的租金。
这租金的名目，近年来是愈发地敢于生长了。某省一所民办高校，便可自行“核算”成本，巧立名目，将费用悄然上调。更有甚者，一所知名学府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报考时被告知年费一万四，待到录取书到手，那数字已悄然翻作两万八。追问之下，校方气定神闲：成本涨了，流程合规，通知早已贴在财务处的网页一角。学生翻遍招生简章与研招网，不见踪影，原来那关键的信息，须得像考古学家一般，在财务处网站某个次级页面的尘土里方能掘得。这便生出一种奇特的隐喻：知识的价格，如同暗市里的股票，开盘一个价，交割时又是另一个价，而那看涨的权柄，永远握在庄家手里。你若不服，他便搬出“市场化定价”的铜墙铁壁来。市场！好一个堂皇的词语。只是这市场里，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还是更像一片待收的庄稼？
说到“收成”，便不能不提那场盛大的、名为“实习”的收割。这原是连接学堂与世间的桥，如今却成了多少学生的畏途与苦役。你学的是护理，胸怀的是救死扶伤，学校大手一挥，将你送往千里之外的京城医院。没有工资，反要缴纳实习费；学校宿舍空着，却仍需交钱，因为在册；到了异地，又是一笔高昂的住宿开销。一个暑假下来，“倒贴”上万者大有人在。这哪里是实习？这分明是付费劳动，是学生与家庭共同承付的、一笔沉重的“入职税”。
然而，这还算“专业对口”的幸运了。在南方某些职业院校，景象更为荒诞。学医的青春，被整批地装上大巴，输送到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每日站立十一个钟头，组装着与人体血肉毫无关系的冰冷零件。这长达数月的苦工，美其名曰“岗位实习”。你若不愿，一顶“不服从教学安排”的大帽压下，更有关乎毕业证存亡的隐约威胁。这威胁并非空谈，有学生因未办理繁复的“外宿”手续，纵使一日未曾住校，那住宿费也休想免去，否则毕业前程便要受阻。在这里，学生不再是学生，而是签了一纸卖身契的包身工；学校也不再是学校，倒像那精明而冷酷的“荐头”，从中剥一层皮——有报表为证，工厂支付时薪二十五元，到学生手中仅得十九元，那差额，白纸黑字写着“学校利润”。血肉，就这样在齿轮间被榨取出汁水，浇灌出的，不是学识之花，而是某些账簿上沉默的数字。
于是，一场共谋的戏剧便有了排演的必要。既然实习可以如此敷衍，那么“就业”自然也能妙笔生花。年底将至，各学院的会议便频繁起来。“严格核查就业材料真实性”，领导的指示说得字正腔圆。这“严格”二字，听着是自律，细品却如一道符咒，反照出那台下可能滋生的魍魉。在异国他乡，有工程大学生为应付差事，将酒吧、健身房、甚至一片荒地的地址填为实习公司。此等荒唐，难道真是远渡重洋的孤例么？在我们这里，那“已就业”的统计数字，里面有多少是迫于压力匆匆签下的三方协议？有多少是家族企业里虚挂的闲职？又有多少，是学生用那“倒贴”来的实习，换回一张轻飘飘却重千钧的“录用证明”？学校要靓丽的报表，学生要通关的文凭，企业或可落个“支持教育”的美名。三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联手将那真实的窘迫、迷茫与失业，关进一个叫做“就业率”的橱窗里，窗明几净，光彩照人。
这便是环绕着毕业光环的一整套“合法征收”体系了。它的根基，在于一种错位的“商品化”。教育，这项百年树人的慢工细活，被粗暴地塞入即时交易的市场框架。学生是顾客，也是原料；学业是服务，也是产品。当“成本核算”成为涨价的尚方宝剑，当学生时间被折算成“日均三百八十元”的消费账单，那最后一年人不在校而费照收的逻辑，便顺理成章了——你购买的是“大学”这项为期四年的套餐服务，至于其中一年是在车间还是病房履行，那属于服务内容的内部调度，概不退款。
其运作的润滑剂，则是权力的失衡。校规高于常识，一纸“原则上禁止外宿”的规定，便能剥夺学生选择的权利，并转化为财务上的进项。当学生质疑实习不对口、无报酬时，他们面对的往往不是解惑的师长，而是拿着毕业证印章的“管理者”。这种不对等，使得任何“自愿”都可能变味，使得“教学环节”的定义可以被无限拉伸，直至覆盖那赤裸的牟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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