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顶那声轻响之后，周正仁没动。他坐在驾驶座上，手指仍搭在笔记本封面上，目光落在那张打印出来的监控截图上。那人低头写字的动作太熟了，不是临时闯入的技术员，也不是外围警戒的巡防，而是习惯性记录现场情况的人。他把照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下“笔迹”两个字，然后合上本子，熄了车灯。
令狐长生回到办公室，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映在电脑屏幕上，反光里能看到他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他重新打开了“H序列关联物证”文件夹，点开那张碎纸拼图的高清扫描件。“H-07处理完毕”，六个字被胶带勉强粘合，边缘参差。他放大“H”字母的起笔处，墨迹有轻微拖拽，像是钢笔写到一半抬笔，又落下来续上。这种中断不是匆忙，是刻意停顿。
他调出泵站井口发现的断裂工牌报告，对比时间。匿名信寄出是案发后第十三天，碎纸残片来自宏远工程队办公室，而工牌被放进井口是在破拆后的第三小时。两者相隔不到四十八小时。不是巧合。有人在同步行动——一边伪造证据引导警方结案，一边用残片提示另有隐情。
他退出文档，转而进入市局内部档案系统。权限页面弹出提示：近三年失踪人口记录需分管领导审批。他没点确定，而是切换窗口，打开一份名为“施工区域与治安事件重合度分析”的申请表，填写事由为“配合市政安全评估”。这是个空壳项目，没人跟进，但能绕过审批流程调取基础数据。
半小时后，七份档案出现在他桌面上。
都是女性，年龄从二十三到四十七岁不等，最后一次出现地点标注为“A市恒安新城、北环污水厂、东区管网改造段”——全部在宏远工程队近十年的施工半径内。其中四人曾被列为失踪人口协查对象，但三个月后因“无案发迹象”撤案；三人甚至未正式立案，仅以“家属信访”归档。
令狐长生逐一核对。第六起案件的备注栏写着：“当事人吴某，中学教师，最后通话记录显示其步行进入恒安新城地下管网检修口，监控未拍到离开画面。”他盯着那行字。恒安新城，正是泵站所在地。而那个检修口，距离他们挖出铁桶的位置，直线距离不足八百米。
他把七份档案编号，按时间倒序排列，写在一张白纸上：H-01至H-07。H-07对应的就是这名中学教师，案件编号为2018-DF-0947，承办单位是分局治安科，结案意见为“自行走失，无刑事迹象”。
他盯着“自行走失”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折好，塞进内袋。
第二天上午九点，周正仁走进支队会议室时，分管副局长已经坐在主位。他把并案申请递上去，封面写着“关于泵站藏尸案与多起失踪案关联性调查的请示”。
副局长没翻内容，直接问：“你凭什么认为这些案子有关？”
“施工区域重合，时间跨度连续，且所有失踪者最后出现地点均无有效监控覆盖。”周正仁说，“其中一人最后进入的地下管网，与藏尸泵站属于同一系统。更关键的是，我们在宏远工程队办公室发现了‘H-07处理完毕’的记录，而这个编号，与最近这起藏尸案的时间节点完全吻合。”
副局长皱眉：“‘H-07’？哪来的？”
“来源不便透露。”周正仁说。
“不便透露？”副局长把申请推回来，“没有尸体，没有案发时间，没有直接证据，就凭一个不知道哪抄来的编号，你要并案？”
“我们有匿名图纸、伪造工牌、镇静剂流向异常，还有系统性掩盖痕迹。”周正仁声音没抬，“这不是一起案子，是有人在用工程队做掩护，处理掉某些人。”
“处理？”副局长冷笑，“你说话注意分寸。宏远是市重点合作单位，恒安新城是省督办项目。你现在说他们搞‘处理’，依据呢？”
“目前是线索指向。”
“线索不能当证据。更不能用来动摇重点项目。”副局长站起身，“我警告你，别把个别问题扩大化。结案报告下周交上来，不要再提这些没影的事。”
门关上后，周正仁坐在原地，没动。他把申请文件一页页撕成两半，再撕，直到碎成指甲盖大小，扔进垃圾桶。然后他打开随身带的黑色笔记本，翻到空白页，重新整理线索链：匿名图纸指向泵站→井底发现铁桶→桶内女尸检出镇静剂→药源追溯至社区卫生站→处方被高层打招呼放行→宏远工程队办公室碎纸拼出“H-07”→工牌伪造投放→监控显示内部人员介入。
七条线，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有人在用市政工程的名义，系统性地清除某些人。而“H-07”，是编号，也是标记。
他合上本子，起身离开。
下午三点，令狐长生在法医中心冷藏柜前停下。他打开最底层的夹层，取出一块离线硬盘，插入加密终端。文件夹名为“陈素芬案备份”，点开后是“H序列关联物证”的完整拷贝：碎纸扫描件、工牌材质报告、药物代谢模型、七份失踪案档案。他确认无误后，重新封存硬盘，锁回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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