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表面残留的碱性液体虽已被擦拭过，但手套接触之处仍能感到轻微的滑腻。 他没急着开箱，而是先拆下天花板上唯一的监控探头电源线，又从配电箱里切断了这间屋子的网络接口。
周正仁站在门边，手指在警械包边缘摩挲了一下，确认干扰器还在。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令狐长生打开铁箱，将三本牛皮笔记本和两盒胶片逐一取出，放入防尘罩下的扫描仪。设备启动时发出低频嗡鸣，屏幕亮起后接入一台未联网的笔记本电脑。U盘插入，数据开始导入。
“先看时间。”周正仁走到墙边，拿起一支红笔，在早已贴好的白纸上画下一条横线。他在起点标上“1998.7.13”，笔尖顿了顿，“溃坝那天，死了三十七人，官方记录。”
令狐长生翻到第一本笔记的扉页，声音平直：“H-01首次注射，1998年9月5日。”
周正仁在时间轴上标出这个日期，然后用尺子量了量两者之间的距离。“中间差五十四天。”他说，“他们没等调查结束，也没等善后收尾。”
“说明实验不是善后手段。”令狐长生盯着扫描后的第一页记录，“是善后的一部分。”
两人沉默了几秒。周正仁把红笔换成黑笔，在“9.5”之前画了个虚线框。有人在这期间进行了活体测试。H-01只是第一个获得正式编号的受试者。
令狐长生切换到第二本笔记的扫描件。H-03的最后一页写着：“受试者出现自残倾向，建议终止并执行C规程。”他放大这段文字，墨迹边缘有明显晕染，但笔画压力分布不均，像是后来补写的。
“涂改过。”他说，“不是原始记录。”
周正仁凑近屏幕。“C规程……我查过军医系统的旧档，代号C代表‘清除与环境重置’。”他顿了顿，“赵德海说过，填埋尸体要加混凝土封层，两米以下，防止气味和渗水。这不是藏尸，是标准化流程。”
令狐长生调出H-04到H-06的条目。三页内容都被浓墨涂黑，仅剩页眉的编号和日期可见。他用图像增强软件调整对比度，发现墨水渗透纸背的痕迹比原始书写更深，且覆盖时手有轻微颤抖。
“不是同一个人涂的。”他说，“原始记录者写字稳定，涂改的人下笔重，停顿多，像在害怕。”
周正仁接过鼠标，翻到胶片元数据界面。编号H-01至H-03的行为记录拍摄时间集中在1998年9月至12月，之后中断。而他们在北光疗养院发现的H-14记录，时间是今年4月。
“编号没断。”他说，“但记录方式变了。前面是手写日志加影像，后面只剩电子取用记录，连签名都电子化。”
令狐长生打开另一个文件夹，调出一份扫描件——1998年市公安局与北光药业的采购协议复印件。项目名称是“心理创伤干预试点”，签约代表：秦守业。药品清单中有一项写着“神经稳态调节剂”，成分标注为NX系列复合物。
他把这份文件和H计划笔记中的药物代号“NX-9”并列对比。分子式一致，配比相同。
“他批的采购，用的是公权。”周正仁低声说，“但这种实验需要跨部门协作，药厂、医院、公安，哪一环都不归他管。”
“所以他不是执行人。”令狐长生合上电脑，“他是搭台的人。找理由立项，批资金，定合作方，再把人推上去干活。”
周正仁在白纸上画出三层结构。最上层写“秦守业”，中间是“柯文昭、陈默”，底层是“赵德海、李茂才”。他用箭头连接，每一层都标上“指令”与“执行”。
“决策层不碰药，技术层不碰尸体，执行层不知道全貌。”他说，“等出事，每一层都能推干净。”
令狐长生打开第三本笔记的末页。那行批注还在：“记忆清除率达78%，建议推广至维稳系统。秦守业，1999.03.12。”字迹刚劲，落笔有力，与涂改的墨痕完全不同。
“这是原始签名。”他说，“他亲自写的，不是代签。”
周正仁盯着那行字，突然想到什么。“H-06之后，记录没了。但H-07到H-14还在继续。吴明远是H-13-07，说明编号体系没变，只是换了地方记。”
令狐长生点头。这表明实验转入地下，不再有纸质日志和影像存档，只有加密电子记录和取用日志。 他翻开自己整理的线索表，“H-14制剂出现在北光疗养院，由柯文昭团队管理，而柯文昭曾是军区总院神经药理组负责人，1997年调入地方合作项目。”
“时间对得上。”周正仁说，“就在溃坝前一年。”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电脑屏幕停留在H-03的记录末尾，“C规程”三个字被反复圈出，旁边有一行小字手记：“清除成功，环境重置完成，无遗留认知。”
令狐长生突然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旧档案袋。里面是一份1998年10月的尸检报告复印件，死者是一名参与溃坝救援的民工，死因记录为“突发心源性休克”。他翻到最后一页，在家属拒绝解剖的签字栏旁，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建议追加脑组织采样——令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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