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仁三人离开通风井后，通过迂回路线避开了可能存在的追踪，最终将车开到了旧城南变电站东侧的断头路尽头。
周正仁把车停在旧城南变电站东侧的断头路尽头，熄火后没立刻下车。令狐长生坐在后座，手里拎着的公文包搁在膝盖上，拉链半开，露出一角折叠的打印纸。吴茵从副驾起身，风衣下摆蹭过座椅边缘，她没说话，推门下车。
铁门锈蚀严重，推时发出沉闷的摩擦声。里面空旷，顶棚塌了半边，地面散落着碎砖和断裂的电缆。周正仁踩过一块翘起的铁皮，走到中央控制室门口，从内袋掏出一把旧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一股陈年灰尘味涌出来。
令狐长生打开手电，光束扫过墙角的配电箱和一张翻倒的铁桌。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抽出那张纸，铺平。是南岭大桥监理名单的打印件，吴明远的名字在临时调度记录里，签字人一栏写着秦守业。周正仁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从夹克内袋取出另一份文件——赵德海工程队近十年的项目汇总，恒安置业子公司中标了七座桥梁的维修工程，每一份审批单上都有秦守业的签名。
“不是巧合。”周正仁把文件拍在桌上，“他退休前就铺好了路。”
令狐长生没接话。他从包里拿出平板，调出尸骸C7段的影像，放大金属融合痕迹。旁边并列显示的是1998年大桥事故伤亡名单，六个人的手术同意书上都有“术后三月内不得参与高空作业”的备注。他点开其中一份，跳转到当年的排班表：患者术后第九天出现在高空检测岗位，签字人还是秦守业。
“六起，加上吴明远，七例。”令狐长生声音低，“模式一致：手术限制，强行调度，高空坠亡，事故归档。”
吴茵站在门口，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佛珠。她昨天批改作文时，在学生本子上写了好几遍“0917-3861”，直到同事提醒才停下。她当时没觉得异常，只当是走神。可回家后，她翻出父亲的老病历，试着输入这组数字，网页跳转失败。她把数字抄在纸上，寄给了令狐长生。
令狐长生调出北光药业财务系统的泄露片段，那是几年前匿名上传的一小段数据包，来源不明。他输入“0917-3861”，系统解锁了一个子目录：H组实验账目明细。条目编号从H-01到H-14，支出项写着“神经抑制剂采购”“记忆重构疗程”“心理干预服务”。H-13的执行记录里，受试者编号为“WY-34”，性别女，年龄34岁，首次干预时间：2005年9月。
“WY。”吴茵念出声，指尖压在纸上，“吴茵。”
周正仁抬头，“你爸失踪那年，你十五岁。他们从那时候就开始盯你。”
令狐长生翻动平板，找到另一份文件：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归档记录。每一起高空坠亡案发生后三到七天，都会有一份“心理干预档案”归档，署名医生是柯文昭或陈默。干预对象不是死者家属，而是工地其他工人、医院护士、甚至殡仪馆搬运员。内容统一写着“创伤后应激反应，建议隔离观察，定期回访”。
“不是为了治疗。”周正仁冷笑，“是为了封口。”
吴茵走到桌边，拿起那份打印的财务明细，手指停在H-13的执行时间上。2005年9月，她刚上大学。她记得那天接到电话，说父亲住院，她赶回去，被带到一间白色房间，有人给她喝水，她睡了一觉，醒来后被告知父亲已经出院。她问细节，没人回答。她翻过病历，但什么都没留下。
“他们清除了我的记忆。”她说，“但没清干净。”
令狐长生点头，“潜意识保留了密码。你写下的数字，不是随机的。”
周正仁走到墙边，捡起一段断裂的电线，缠在手里。他忽然想起赵德海审讯时的话：“我拿钱办事，谁才是发钱的？”当时他以为是推责，现在看，是实话。赵德海只是执行者，真正发号施令的，是那个躲在“维稳”“大局”背后的人。
“秦守业没退休。”周正仁把电线扔在地上，“他换了个身份继续管事。恒安基金、恒安置业、北光药业，全在他家族手里。赵德海填埋尸体，柯文昭做心理干预，陈默负责药物实验——这是一条流水线。”
令狐长生翻开笔记本，上面是手绘的时间轴。1998年溃坝事故，南岭大桥坍塌，七名工人死亡，官方定性为“结构疲劳”。但尸检报告显示，四人颈椎有异常穿刺伤，与C-7导轨吻合。同年，秦守业升任副局长，三个月后，市精神卫生中心增设“创伤干预科”，负责人柯文昭。
“H计划不是后来才有的。”令狐长生说，“它从1998年就开始了。第一批受试者就是那些死掉的工人。他们不是意外死亡，是实验失败品。”
吴茵盯着时间轴上的1998年，忽然想起什么。她从包里掏出一本旧相册，翻到一页：父亲站在城西门诊门口，手里拿着一封信。她记得那天，父亲说要去举报工程质量问题，信已经寄出去了。第二天，他就被叫去手术，术后第九天，出现在大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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