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来接陈衡的吉普车停在厂门口。
不是红星厂那辆破吉普——那辆车的排气管用铁丝绑了三回，大刘每次修完都说“再跑两万公里没问题”，然后不到两千公里就又趴窝。
这回来的是省国防工办派的军用吉普，车身上的绿漆还很新，帆布车篷绷得紧紧的，轮胎上连泥点子都没有。
司机是个年轻的勤务兵，二十出头，腰间扎着武装带，正用鸡毛掸子掸挡风玻璃上的霜。他掸得很仔细，连雨刮器底下那条缝都没放过。这勤快劲儿一看就是刚从部队下来没多久，还没被磨油。
陈衡拎着那只帆布箱子走出家门。箱子不重，衣服加工具加孙振华给的那个黑皮本子，撑死二十来斤。但箱角的铁皮磕着腿，走起来叮当响。
陈德厚站在院门口。
他穿的还是那件旧军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这人一辈子扣子都扣到最上面，夏天也不例外。陈衡小时候问过为什么，他说部队的规矩。陈衡后来才知道，退伍都二十多年了，没人管他扣不扣。
他没有跟着往厂门口送。
陈衡走出院门的时候，他伸手把棉袄的领子翻好。手指在领口处停了不到一秒。那件棉袄是他花了半个月退休工资找杨家嫂子做的，六斤新棉花，针脚密得能防水。
他的手指碰到领口的布料，确认领子没有窝进去，然后收回手，垂在身侧。
陈衡回头看了他一眼。
父亲站在院门口的槐树下。槐树的叶子落光了，枝干光秃秃地在头顶交错。清早的光从枝杈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地。
陈德厚没有说话，也没有挥手。他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垂在裤线的位置，站姿挺拔，跟站军姿一样。
陈衡转回头，往厂门口走。
路不长。从家属区到厂门口，平时走路七八分钟。今天他走得慢了些，不是刻意的，是路上不断有人。
食堂周师傅系着围裙站在食堂门口。手里还攥着一把大勺，勺底朝上，油都没擦。他看见陈衡，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来，把大勺往围裙上蹭了两下，又攥回去了。
机加车间的赵师傅站在车间门口。
陈衡看见他旁边的东西时愣了一下——那台C618车床，赵师傅把它推到门口来了。
一千二百多公斤的车床，从车间里面推到门口，少说要三四个人。床身上的机油还没擦干净，说明推出来的时间不长，估计天没亮就开始干了。
赵师傅靠在车床旁边，棉纱搭在肩膀上，一手搭在床头箱上。他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喊什么。
车床的铭牌在晨光里反着一点亮——“C618型普通车床，沈阳第一机床厂，1958年”。
工作台面上，那枚“炮”字徽章还搁在原位。
弹药车间的几个老师傅站在工房外面的土堤上，远远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个老师傅大概是刚从装药台上下来，手上还套着防静电指套，挥完手才发现，低头扯了半天没扯下来。旁边的人帮他扯，两个人在土堤上扯成一团，远看有点滑稽。
陈衡没笑。他心里算了一下，这几个老师傅平时早上六点半到岗，弹药车间的规矩是进车间先换防静电服，流程走完最少二十分钟。他们现在站在外面，说明今天提前到了，换了衣服又出来的。
厂门口站了将近一百号人。
刘厂长、孙振华、老周、大刘、小李、小王、孙建国、老郑，还有八个专业组的骨干、临时抽调过的装配工、保卫科的人、锅炉房的老翟头。
没有人组织。没有横幅。没有小红旗。更没有谁拿个铁皮喇叭喊“欢送陈衡同志赴京履新”之类的话。
大家就是站在那里，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袖口上沾着机油或者铁屑，在冬天的早晨呼出一团一团的白汽。
老翟头站在最角落，手里攥着一截铁丝，也不知道是从哪顺来的，拧来拧去。这老头锅炉烧了一辈子，手上不拿点东西就不自在。
大刘站在小李旁边，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他看见陈衡过来，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想说什么，旁边小李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大刘把烟又叼回去了，咬着烟嘴翻了个白眼，意思是——行，我不说了。
小李自己的眼眶红了一圈。他使劲眨了两下眼，把脸扭到一边去，对着传达室的墙吸了两下鼻子。
陈衡走到厂门口时，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
没人挤，没人推。一百号人站的位置不规则，但让出来的这条路笔直，从厂门口到公告栏，刚好够一个人走。
他走到公告栏前面。
上面还贴着“铁骑”项目鉴定书的复印件和一百四十七名参研参试人员的名单。纸张被风吹日晒得发黄了，角上翘起来，有人用图钉重新摁过，摁了四颗，四个角都摁得很正。
名单上的字还能看清。
第一行是孙振华，总工程师。最后一行是锅炉房的老翟头——当时烧锅炉保障车间供暖，也算参试人员，名字是刘厂长亲自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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