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馆的小吏跟同僚说起这事时还在摇头感慨。
他在驿馆做了十几年的差事，见过的进京武将不计其数，卸了甲胄往驿馆床上一躺就鼾声如雷的多的是，真没几个会把一张纸用三层油布裹好贴身收着的。
但他也知道，那位老将军裹的，怕不只是一张纸。
这句话从驿馆小吏的嘴里传出去，在京城官场上悄悄流传了几天，有人说戚少保太谨小慎微，有人说戚少保是真把陛下放在心尖上。
但不管怎么说，六十一岁的戚继光已经带着那张纸回到了蓟镇。
京城的三月柳絮还没飘完，蓟镇的边墙下积雪才刚刚化净，校场上的泥土被太阳一晒，蒸起一股混着硝烟味和草根味的热气。
而在工部衙门后院的工棚里，四十几个雕版师傅正在为他的毕生心血做最后的冲刺。
这批师傅是工部尚书石星亲自从南京、苏州、杭州调来的，三地最好的刻工几乎被一网打尽。
南京来的老韩师傅做了三十年的雕版，苏杭两地刻印经史子集的大工坊里都有他带出来的徒弟。
他在苏州接调令的时候，正在刻一套《资治通鉴》的木版，已经刻了三个月，还差最后十几块。
他舍不得放下，跟工坊东家商量了半天，最后把刻了一半的木板用油布裹好，贴上封条，说好两个月后回来继续刻。
到了京城才听说是刻蓟镇总兵戚继光戚少保的兵书，他二话没说，当晚就开了第一刀。
刻版用的梨木是年前从保定府运来的，在库房里晾了小半年，干透了，刀锋落上去不起毛茬，木质细密均匀，刻出来的线条流畅不断。
全书六卷十二万字加八十余幅附图，共需刻木版三百六十余块。
石星把师傅们分成三组：一组刻正文，一组刻阵图，一组做校对。
每组干自己的活，互不干扰，但每块版刻完之后都要三组交叉审校，发现一处错漏就当众返工，不管刻了多久、费了多少刀工。
老韩师傅刻第一卷车营编时，把“炮车”的“炮”字误刻成了“炮”，两个字同音，但“炮”专指火器，“炮”是旧式的投石机。
校对组发现后，石星亲自拿着那块错版走到老韩师傅面前，当众用刨子把那一行字刨平，说了一句：“兵书不是经史，错一个字，战场上就要死人。”
老韩师傅没有辩解，接过刨平了的木板，连夜重新刻好了那一页。
后来他在工棚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无错。”
每个新来的师傅走过时都能看到。
四十几个师傅日夜赶工，工棚里的灯火从戌时亮到寅时。
刻刀在梨木上游走的沙沙声从早响到晚，中间夹杂着磨刀的霍霍声和校对组的低声讨论。
四月初，首批五千套《大明兵书》终于刻印完毕，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装上驿车，分九路送往九边各镇、京营以及南直隶各卫。
驿车出发那天，石星亲自站在工部衙门外目送，直到最后一辆驿车消失在街角，他才转身回去。
回头时看见老韩师傅坐在工棚门口的石阶上，手里捏着一小块刻废了的梨木边角料，反复摩挲着上面的一道刀痕。
石星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老韩师傅看着空荡荡的工棚说了一句：“刻了一辈子书，这一套最重。”
兵部同时下文，要求所有千总以上将官定期研读并接受考核，考核成绩记入军政考选，不合格者限期补考，连续两次不合格者降职。
这道命令的语气不容商量，不是“建议研读”，不是“酌情考核”，是“定期研读并接受考核”。
这在明代军事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此前朝廷统一刊发的兵书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七书》，收的是《孙子》、《吴子》等先秦古书，讲的是兵法原则，不涉及具体的练兵、布阵、军械配置。
后来虽然也有《练兵实纪》，但那是派练将去训练士卒，从未列为全国官军必修考核教材。
而如今这套合编典籍，是朝廷首次以当朝实战军制定为全国统一军规，直接绑定武将升迁黜陟。
这在大明几百年来是从未出现过的。
而且《大明兵书》是活的学问，是一个打了四十年仗的老兵把毕生经验写成的教本，从火铳装填的每一个分解动作到车营变阵的每一步推演，从单兵给养定额到全军营制编制，事无巨细，有图有数据，拿来就能照着练。
更罕见的是，这部兵书的作者还活着，还站在蓟镇的校场上。
将一位当代将领的着作直接定为全国军队通用教材，并将研读考核与将官的升迁黜陟直接挂钩。
这个决心，万历下得很安静，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只是在兵部的呈文上批了五个字：“可！依议！速行！”
然后追了一句：“各镇考核成绩，年终汇总报朕。”
但它的分量，九边的每一个总兵都掂得出来。
各镇收到兵书后的反应，被一个从大同来京城送公文的千总记录得最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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