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侯割据的问题，嘉伦帝国始终没有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但在东方不是这样的。
汉朝曾经也有如此诟病，甚至一度掀起了‘七国之乱’，几个实力强劲的诸侯王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意图倾覆中央政权。
然后就被周亚夫收拾了一顿，七个主谋及其同伙全部伏诛，此后、汉帝国颁布《推恩令》，彻底解决了割据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就是把各个诸侯的领地继续往下分，由嫡长子继承制改为诸子均分制。
该条律法规定：诸侯的每个子嗣都要有封地。
打个比方：假如一个诸侯王有三个孩子，那就要把领地分成三分，由三个人分别继承，如果三个孩子再各生了三个孙子，那就继续往下分。
于是封地越分越小，直接导致诸侯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能养的私兵越来越少，实力也就越来越弱。
两代人过后，诸侯便无法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
割据的问题就这么温水煮青蛙似的解决了。
古人的智慧。
汉王朝先是以绝对的武力摧毁了割据势力中的强硬派，然后又慢慢耗尽了顽固派的生机，完成了中央集权。
这是一个堪比教科书的例子，但丕平学不来。
他既没有汉景帝位置坐的稳，也没有汉武帝的魄力，还缺少周亚夫这样的统帅。
而且更重要的是，嘉伦的诸侯并没有揭竿而起，他们只是在你不留意的地方偷偷鼓捣，中央政府没有理由直接发兵讨伐。
但割据的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不管丕平有没有魄力去加强集权、也不管洛林亲王是不是真的要造反；各地的诸侯确实正在脱离中央政府的掌控，老卡佩也确实成了出头鸟。
于是乎、在丕平登基的第二年春天，嘉伦帝国渐渐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态势。
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地方贵族有一部分是对丕平屈服教廷的政策不满，有一部分是对政部有意见，还有一部分则是趁乱搞事。
而教廷的趾高气扬又助长了其中的矛盾。
丕平献给了教廷诸多领土，这些地区都被教廷人员接管了，他们像一颗颗钉子一样扎在各个领主的辖区之内，随时刺激着一众诸侯敏感的神经。
教廷人员鼻孔朝天的态度其实很好理解。
试想，假如让在座的各位去新的领地上任、做一把手，诸位怕也是难以掩盖心中喷薄而出的喜悦，即便有意低调、嘴角的弧度始终难以控制。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在旁人眼里未必。
尤其是那些贵族，他们一没法对教廷接管的城池收税，二没有对那个城池的掌控权，能高兴就怪了。
所以、诸侯跟帝都、诸侯跟教廷之间的矛盾，在短短几个月内达到了顶峰。
丕平虽然很会安抚人心，但终究是表面功夫，贵族们的利益实实在在受到了侵犯，这种根本原因不解决掉，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久在上位的丕平从来没有深入过地方，他的双眼是被蒙蔽着的。
而且帝都的某些势力，也在有意鼓动地方割据。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局势挤得针锋相对，是因为有人在暗中拱火。
嘉伦帝国除了帝都直辖范围以外，割据态势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在嘉伦城以东的领土范围内。
也就是洛林公国、奥斯特拉西亚公国、巴伐利亚公国、阿勒曼尼公国、以及普罗旺斯、伦巴蒂这些地区。
这些地区都有城池被献给了教廷，十字军在当地领土上肆意驻扎，成了各地领主的眼中钉。
教廷的高调进驻、地方诸侯的愈发不满、以及丕平政府的不作为，把帝国中东部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积压的矛盾像炸药一样危险，而且极不稳定。
点燃炸药的导火索，是乌尔姆运粮事件。
乌尔姆、是帝国的粮仓，而春天是一个播种的季节，贵族们要向佃户们发放种子，同时放下‘高利贷’，等待秋收赚上一笔。
每年的春天这个城市都很忙碌，一列列马车经过城门鱼贯而出，承载无数家庭生活的希望。
运粮的车队走上大道，像一张蜘蛛网那样铺开，散向各方。
然而东侧的六支运粮队伍全被截在了奥格斯堡。
奥格斯堡，位于乌尔姆以东60公里处，原是罗威尔家族的驻地，在斯塔·罗威尔被帝国驱逐后，该城被教廷的一个大主教占据，并在其中发号施令。
那个大主教认为：既然乌尔姆的粮食很多，那就应该供奉给神的仆人一部分。
所以他‘理所应当’的截下了一部分。
对于这种观念，乌尔姆伯爵的回话是：“你有病吧？”
这个被挤到贵族和教廷矛盾顶峰的人，很是无力，因为他两边都得罪不起。
这些运送出去的种子都是有各自归属的，教廷这样横插一手、直接导致了东方数十座城市将没有足够的播种。
先不说平民有什么反映，领地的贵族是真的生气了。
没有足够的播种，秋天就会相应的减产，农民减产、粮食价格上升、贵族收上来的税也会大打折扣。
农民什么都没有了！贵族上哪剥削去？
奥格斯这个大主教的行为，在东方一众贵族看来，就跟把手伸进他们兜里抢钱没什么区别！
而且这个大主教手底下还有十字军，这就导致了乌尔姆伯爵没法私下解决这个问题。
乌尔姆伯爵没能力直接抢回来！他不敢在武力层面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越捅越大，并很快从粮草问题上升到领地归属问题，继而上升到利益、和尊严问题。
积累的矛盾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
忍无可忍的东方诸侯掀桌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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