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身材魁伟的智深和尚，冯过事后又去了解了一番。
原来，他前次去大相国寺问沙弥寺中可有“智深”，沙弥却听成了“智森”，言称院中确有其人，却是个老僧，伺弄着些蔬菜，极少与外界往来。
冯过又使了些银两，打探出智深和尚的来历。
原来此人原名鲁达，乃是一提辖，当地一老汉女儿金翠莲被迫嫁与郑屠为妾，后来被其妻赶出门，到酒楼卖唱还钱给郑屠。鲁达打抱不平，先帮忙两人脱身，然后到集市找到正在卖肉的郑屠，以切肉为名耗其体力，最后郑屠不堪忍受，两人厮打，鲁达三拳将其打死。
他在金老女婿的关照下入五台山当了和尚，得法名智深。鲁智深不守清规，多次饮酒，醉打山门，无法在五台山安身，只得离开，智真长老修书一封，让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投奔自己的师弟智清长老。
智清给他安排管理僧田菜园子，这委实是一个美差。
大相国寺不仅仅是敕封的皇家寺院，而且是汴京最大的贸易市场，是三教九流聚集，商贾云集的场所。鲁智深掌管的菜园子规模很大，生产的蔬菜不但供应佛门，而且是都城的蔬菜供给基地，附近泼皮都能够靠盗窃菜园子的蔬菜生存，可见菜园子的管理者有多少油水。
据说，开初二三十个泼皮想给鲁智深一个下马威，结果被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由此成为鲁智深的死党。利用这一帮泼皮，鲁智深管理菜园子，就是一个甩手掌柜。而且他人在佛门，但在大相国寺喝酒吃肉，却是没人以佛门清规戒律约束他。
这是劣根难去，还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冯过不由哑然，这算是宿命所致吧，林、鲁二人终究走到了一起，至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天晓得！
又过了些日子，“白楼”开张营业，因有几出话本新鲜出炉，在应素白的悉心教导之下，瞬时风靡全城。而且，这间青楼主打歌舞，坚持“卖艺不卖身”，背后站着诸多朝堂重臣，更隐约有朝阳王的身影，纵有人眼红，也是不敢明目张胆的针对。如此这般，“白楼”很快站稳脚跟，风头日盛，直追樊楼。
另，吉阳书局分号“染墨轩”亦在城中数处繁华地段同时营业，隆重推出数本新书，为仕林哄抢，一时洛阳纸贵。传言，新书作者虽名“品涩居士”，但其实正是大定最年轻的状元冯过冯改之的手笔，这让“冯七郎”之名上了个新台阶，风头之劲一时无俩。
而冯过则在忙另一件事，一件他始料未及却又似乎名正言顺的事——参与编修《通志》。
早在明宗治平元年，司马光就已把自己编写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了八卷本的《通志》。明宗看后颇为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
但其后因为新旧党争如火如荼，朝中官员尽卷其中，编修《通志》之事就此搁浅，直到司马光去世也不复重启。
而完整本的《通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资治通鉴》！
那个时空，宋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说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赐书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还亲自为书作序。
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此书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着，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着，所谓“史学两司马”。
后人评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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