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得侵扰客户”，不能扰民。
二、“佃户仍免乡县差徭”，参与职田耕作的农民可以免徭役。
三、“如有灾伤，并准例镯租”，如果遇到灾害收成不好，可以免除租子。
四、“臣僚多占职田或取租者，计赃坐之”，官员超过配额占取的利益，属于贪赃。
五、“原无田而率配人户者，以枉法论”，官员没有职田却收老百姓利益的，属于枉法。
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其实存在着太多的弊病，“官吏不务至公，或差遣之间，徇于绕竟，或横敛之间，害己人民”，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实施的时候，不仅官员更容易怠工，还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导致仁宗天圣年间曾一度废除职田。但是一旦废除，“吏以贿败者多”而入狱，因而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职田制。因为受制于定朝官僚体系的效率，监管极为不利，虽有条文，却缺乏约束。
元丰初诸路共约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七亩。职田佃户召浮客(客户)充，每顷不得过三户；公人及主户不许租佃。稍后又规定，第四、第五等主户亦可租佃。地租有实物分成租，也有实物定额租，后者日占优势，以致朝廷规定，职田租课并折纳现钱。职田免二税和沿纳，租入全归各外任官分享。贪官污吏往往非法多占职田，以重租、折变侵渔佃户，至有无田而令民纳租者。
康王贪不贪不清楚，运道却是够衰的，他名下有官田数百顷，但皆不毛之地。
分得这些歉收绝收的田地拿来作甚？好听？问题是租赋是少不的了，需岁纳租万余缗，咋弄？
好办，康王府里自有能人。
经过数日调查，冯过大抵弄明白了其中道道，无非就是两个字：转嫁。
这数百顷贫瘠的不毛之地虽然不能产粮，种植果树见效更慢，但总不能一直荒芜着，沁源县数万佃农辛苦些嘛，租去好生伺弄一番，早晚能有收成的……
总而言之，这些田地即便荒着也需向朝廷纳租，这笔大开销当然不能让康王府出，那只好向当地官府施压，由沁源县想法子解决喽。
也不知沁源知县是如何操作的，那数百顷荒田悉数租了出去，万余缗田租一分不少的收齐。
但是，这些田尽是沙涂石烁，常年干旱，无法灌溉，无论佃农如何悉心播种，收成都不及正常的百分之一，莫说是交租，一年劳作下来连一个人的口粮都保不住，一大家子再如何节衣缩食，也是度日维艰。数年下来，佃农尽皆靠借贷维系生计。
田地无收成，田租缴不起，还不能不租，后果便是民怨鼎沸、悲声载道。
此事宗泽自是知悉，也曾上呈陈情奏报，但一如石沉大海全无消息。
河东民风彪悍，多有水匪贼寇，眼见着沁源县因此事有“官逼民反”之趋向，宗泽如何不着急上火？可是，事涉康王，要妥善处理属实不易。说到底，他宗汝霖在朝中全无根脚，仅凭区区五品知军之身，如何去与康王据理力争？
康王常构出身极低，他的母亲韦氏只是一个普通宫女，受崇宁帝临幸，生常构才得婕妤。
关于韦氏的出身来历，在大定算是不秘趣闻。
韦氏是会稽人，出身贫寒，在明宗年间就曾跟随姐姐到丹阳的致仕宰辅苏颂家中此后。侍寝时，因为韦氏遗尿不止而被苏颂认为是大富大贵之人，所以才送入京中的一个道观里。
后来，韦氏机缘巧合下成了还是端王的崇宁帝宠妃郑氏的侍女，与此同时另一位侍女名叫作乔氏。韦乔二人约定，日后无论谁受到了端王的宠幸，都需要在端王面前举荐另一个人。果不其然，乔氏受宠之后当即封为贵妃，并向举荐了韦氏。
不过，韦氏并不受宠，除了常构之外也没有别的生育。
而常构天性聪明，博闻强记，且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怎么看都有乃父之风。
是以，崇宁帝对庶出的九儿子还是挺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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