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祥说不管这件事，那当然属于气话。
真当朱院长是吃素的？
被内阁和六科封驳的第三日，朱国祥开始挨个召见大臣。
第一个被召见的是张根。
朱国祥开门见山问：“首相可信那德运之说？如实回答。”
张根说道：“不信。”
“为何封驳？”朱国祥又问。
张根说道：“不得不信。”
“为何？”朱国祥追问。
张根说道：“关乎国朝与天子之道统权威，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朱国祥问道：“没有可以吗？”
张根回答：“有了更好。”
“知道了，”朱国祥再问，“首相可信天人感应之说？”
张根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宋徽宗举例：“昏君赵佶，年年月月都能天人感应。”
朱国祥问道：“去年长江发洪水，可以推给赵佶。今后再发洪水，如何向万民解释？是朕失德，还是大臣们失德？”
张根说道：“阴气过重。”
“阴气过重？”朱国祥没听明白。
张根解释说：“天地万物，禀阴阳二气所生。阴阳失衡，便有灾异。为政当致中和，阴阳相协，天下安定。”
这种说法，是宋代的新发明，是天人感应的全新版本。
汉唐有什么灾异，那肯定是为政者失德所致。
而宋代有什么灾异，就可解释为阴阳失调。皇帝肯定没错的，多半是出了小人。因为小人过多，所以阴气郁积，导致阴阳失调。
驱逐朝堂里的小人，阴气就减弱了，阴阳就协调了，国家就安定了。
至于谁是小人，得看具体情况而定。
打发走张根，朱国祥又召见其他阁臣，说法都大同小异，但不敢像张根讲得那样直白。
这些家伙都不信，却又要天下人信，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手段。
李邦彦显得比较特殊。
面对朱国祥的询问，李邦彦说道：“臣愚钝得很，不能揣测此事。但臣听说，圣天子临朝，德运自降。陛下乃福德之人，无论信与不信，都是有德运在身的。”
朱国祥问道：“朕若不定本朝德运，又会如何呢？”
李邦彦说道：“定与不定，德运自在。天子说不定德运，就可以不定德运，臣一切皆遵皇命行事。内阁封驳，臣并未参与。”
这货就是个滑头，直接表态自己愿意听话，但又强调大明肯定有德运加持。
听取内阁意见之后，朱国祥懒得逐一召见，直接把萧楚、黄裳、胡安国三人叫来。
编了十年道藏的黄裳，居然表现得非常激动：“河出图，洛出书，此怪诞邪说也！五行德运，更是无稽之谈。圣天子治国，当遵经持正，不可相信那些虚妄之言。”
朱国祥面带微笑：“爱卿为何如此反对？”
黄裳激动得站起来，说道：“旧宋初年，饱学之士哪个不反对这些？臣是学《易》的，宋易之学说成就，便是否定汉易之谶纬！就连昏君赵佶，那般沉迷祥瑞，都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当中剔除！”
从北宋开国，一直到宋徽宗登基，天人感应之说不断被瓦解。
一方面剥离灾异的影响，一方面引入阴阳做补充。
北宋中期编撰的《新唐书》，对此就有直观体现。
这本书打破了《汉书》以来的千年传统，只记载灾异，不记载灾异应对的事件。大概意思是，对未知现象心存敬畏即可，不要跟现实胡乱联系起来。
变法来了。
日食、月食、地震、彗星频繁出现，守旧派以此攻击变法派。
王安石当然要反击，其中最激烈的手段，就是把《春秋》从科举中剔除，只因《春秋》里面记载着许多怪异感应。
这个时期，天人感应遭到官方打压。
守旧派得势，虽然又给掰回来，但整体趋向于理性。
直至宋徽宗登基，大搞祥瑞之事，天人感应卷土重来，就连正直大臣都被潜移默化，整体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神神怪怪。
不过即便是宋徽宗，也下诏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中剔除，认为那是古人不懂天文在瞎联系。
宋徽宗为啥这样做？
因为这货自己懂天文啊，他知道日月食的成因，知道五纬退留现象，甚至初步认识到轨道差异。
这是天文学的进步！
朱国祥看向萧楚、胡安国：“两位如何看待五行德运？”
萧楚说道：“无稽之谈。”
胡安国道：“或有其事。”
这两位都是程颐的学生，都深入钻研《春秋》，但他们的观点却迥异。
萧楚重经而轻传，无视细枝末节，直指春秋大义。
胡安国却属公羊派，重的便是公羊传，特别相信天然感应那一套。
朱国祥问胡安国：“胡先生觉得天人真可感应？”
胡安国说：“这里的天，特指天理。准确来讲，应该叫理人感应。天降灾异，是天理在警示人间。只要世间君臣施行德政、以民为本，警惕华夷之辩，弘扬春秋大义，灾异就会不再出现或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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