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的“朝贡贸易”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而被“搅黄”，案例就是骄横且狂傲的葡萄牙人导致。
陈金以“其头目远迎，具不拜跪……将通事责治二十棍……着他们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其后，总督陈金愿意转奏朝廷有关“佛朗机”（葡萄牙）求贡（贸易）的事，并安置托梅·皮雷斯等人在怀远等候消息。
这时，安德拉德已收到有关停泊在“屯门澳”的葡萄牙船只被海盗攻击的消息，于是。他留下使团后，自己返航会“屯门”，继续进行贸易。到了西元1518年9月，这位葡萄牙舰队司令便离开中国，回航马六甲。
由于“佛朗机”并非明朝的“朝贡国”，因此对那托梅·皮雷斯求封请贡的事，广东当局必将转北京决定。
礼部在正德十三年(西元1518年)正月已对此事讨论完毕。明武宗旨示：“令论还国，其方物给与之。“也就是说，拒绝了葡萄牙使团进京。他们带来的“方物”则给价收购，这是北京朝廷认为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不过，这件事还有变量，那就是明武宗在正德十四年(西元1519年)八月，决定南下平定朱宸濠叛乱，同时也打算到江南游玩一番。停留在广州的佛朗机使团一直在寻找北上朝贡的机会，他们最后得以进京。
据说，葡萄牙人似乎是贿赂了太监，这才联系上皇帝身边的红人江彬，“奉旨许令进贡”的消息终于传抵广州。西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23日，托梅·皮雷斯等人由“通事火者”（翻译）亚三的陪同下出发了。
葡萄牙人于5月抵达南京并觐见了明武宗，然后继续前往北京。事实上，就在托梅·皮雷斯离开广州北上进贡之前，新来广东南头(珠江河口右岸)的葡萄牙人却因洽谈等得太久没结果，显得有些不安本份了。
这是葡萄牙人自从西元1514年抵达中国海域以来的新情况。本来，安德拉德在中国的活动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因为当时的明朝中国人对来自遥远西方的葡萄牙人几乎一点戒心也没有。但是，他的亲兄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却是一个性格狂妄而且行为粗野的人，就是他把中葡刚开始尝试贸易的合作关系给破坏了。
西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西芒奉命率领三艘帆船前往中国，并于同年的8月抵达“屯门”，后来因为“擅违则例，不服抽分“而干起海盗行为。根据当时地方官府撰写的《东莞县志》记录了西芒等人的犯罪行为：
“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集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
正德十五年(西元1520年)，西芒虽仍接受“抽分”安排，但觉得中国明朝的关税太重了，其后便开始不服抽分，并私筑室于湾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间，更替价至数百金。这说明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关门口走私。
葡萄牙人习惯于用欧洲的“强盗逻辑”形式，不仅完全违反了明朝官府规定的“海口船船贸易规则”，而且居然敢在珠江口“湾澳”岸上设立“贸易区”并进行抽税。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相当于到人家里抢钱。
与此同时，这些葡萄牙人对于不肯合作的他国海商则进行武力骚扰，比如向暹罗人（泰国商人）收取关税，若干不给钱就将他们拘留。不过，通常是包围别人的船只，派水兵持枪炮守卫，不让别人作买卖。
这样霸道行为不但破坏了行之有年的“抽分制”，而且也长期以来形成的将广州海口贸易格局打破，使得往后的日子动荡不安了。但是，当时明海军火力有限，还不敢贸然对葡萄牙人采取军事行动。
其实，汪鋐到“白沙巡检司”视察，就是想方设法对付葡萄牙人，因为他得知了杨三等人懂得造“佛朗机炮”，随即命何儒秘密遣人谕令杨三等归化，并许以优厚待遇，以便将来为自己惩罚葡萄牙人时所用。
其后，杨三等人真的如式制造出了“佛朗机炮”，这对其后打败西芒有极大帮助。不知道哪些葡萄牙人是否因为杨三叛离之故，在西元1521年的夏季，“佛朗机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
副使汪鋐召募海舟反攻，亲自用佛朗机炮轰葡萄牙人营寨，又利用南风纵火。战事从正德辛已(西元1521年)出师，至嘉靖壬午(西元1522年)凯还，终于使那些葡萄牙人在战争中全都被杀败，无一孑遗。
这是中、葡两国第一次开战，刚好是正德改元。有史料为证的广州海口贸易，至迟在成化二十二年(西元1486年)便开始，及至正德十五年(西元1520年)结束，超过三十多年，因为当时珠江口附近的“湾澳”是在有秩序的、繁荣的、和谐的环境中一直发展着的，直到葡萄牙殖民者到来，才因不守规矩而爆发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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