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毕，你等一下”，王德桂说完走到窗口。她探头一望。看见叫门的是公用电话间的传呼大妈，就问道：“张大妈，什么事呀，是你那有打来的电话？”
张大妈刚满60，虽然头发大半都白了，常年做传呼员锻炼出来的嗓门却还是不小，她一开口连坐着的毕家宝都听得一清二楚：“王书记，不是电话的事，是我领来个不识路的小雷锋！”
王德桂手扶窗沿伸出头往下看去，只看见一白一黑两个头顶。她也不问张大妈的话是什么意思，就说道：“是这样呀。那你们上楼来说，好伐？”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一阵脚步声后，张大妈当先进了门。一进门。她就很热心地向后招招手，刻意压低的嗓门还是显得很大声：“小同学，快进来吧。我们里委的王书记正好在，你赶紧把那个邮包的事给她说说吧！”
在她身后，一个陶瓷娃娃似的漂亮小姑娘应声走进会议室。
“王书记，下午好！”，小姑娘笑着打完招呼，才发现屋里还有人，连忙冲着毕家宝一点头：“这位叔叔，下午好”。
有礼貌的孩子总是讨人喜欢的，王德桂和颜悦色的让她坐下，然后问道：“小同志，你叫什么，来我们大华里委有什么事啊……”
小姑娘有些害羞的抿抿嘴，细声道：“我姓陶，家住在虹口，今天是过桥来玩的。恩，在附近的巷子里，我捡到了这个……”
说着她从搁在膝盖上有些鼓鼓囊囊的挎包里取出一个东西来，双手拿着递给了王德桂。
伸手把那东西接过来后，王德桂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巴掌大小正方形的硬壳纸箱。这纸箱似乎淋过雨，又被人摔打过，看来又脏又烂不说，有些地方还凹瘪着。好在纸箱正面用来封口的白纸条还蛮干净的，上面残留下几行字迹——几行隐隐约约能看清的邮编和地址表明了这纸箱的真身：它是一个邮包。
看王德桂低下头仔细去打量纸箱，小姑娘似乎有些兴奋地说：“王书记，今天到市中心来，我原本是想到二大会址那里去瞻仰革命先烈的。从车站去会址，路上要穿过一个小巷子。在那条巷子里，我差点摔一跟头——就是被这纸箱子绊的！本来我以为这是个被丢掉的废邮包，哪知道我往墙角一踢，里面居然还有东西滚出来……”
被小姑娘绘声绘色的描述勾起了好奇，王德桂有些急迫的把自己的右手往那纸箱里伸去。然后，会议室里的另外三人就看见王德桂的嘴角开始向上弯起，弯出了一个有着原来如此意味的弧度，同时她的右手抓着一个毛线团从纸箱里退了出来。
拿着毛线团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后，王德桂一手把线团放到桌上，一手端起水杯喝了口温水，心里自有一番寻思。
说到羊毛线，王书记几天前还在南京路上买了3斤的。
当时，她拉着大儿子把南京路兜了一圈，也比较了一圈，直到逛到市一百（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时，她才咬着牙大手笔地买下了3斤新疆产的上好的羊绒线，准备等空闲些就给丈夫和大儿子一人打一件毛背心。
当时，市一百的绒线柜台正上新货，玻璃柜里堆满了好几个档次的各色毛线。其中，有一款铁灰色的看着实在是好，儿子也喜欢得直叫买，王德桂就咬着牙花了78块钱和9张工业券买了3斤。
王书记为什么要咬着牙买呢？因为那是一等品的毛线，明码标价26块一斤，比她原本计划要买的二等线一斤得贵上3块钱。出了市一百，手里攥着超支的钱包，王德桂的心里真是既高兴又难受。不过，当她看到身旁的儿子直笑得合不来嘴，心立刻就平了——大儿子正在谈对象，正是该讲究的时候，这毛线再贵也得买！
所以，作为一个家里还有毛线活等着她做的家庭主妇，眼前的这团毛线一过手，是好是坏，王书记立刻就心里有数：这团毛线肯定是全纯羊毛的，还是上等的纯羊毛；线本身纺得也好，松紧合适，粗细均匀，所以掐在手里的感觉才会那么柔软又有弹性。不过这团毛线要说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它的颜色——它是一水鲜嫩的淡粉色，染得又均匀好看。如果用它织条围巾或者打件无袖毛线衫什么的，让一个年轻女同志比如刚分来里委的小王穿上，那走在街上绝对是极领市面的一件事。
总之，王德桂很笃定地认为这团毛线比她放在家里还没动工的一等线还要好，完全可以和市面上很少出现的特等毛线相媲美。这团毛线大概有一斤重，按特等毛线的价格来算的话，那就是30块钱，还不算工业券。
想到这里，王德桂不禁看了眼站在一旁的张大妈，心里有些惊讶：真难得，说话总爱刮风下雨的张大妈这次还真没有夸大，她那小雷锋的叫法也算名副其实了！
这样一想，王德桂不免细细地去打量正对面坐着的小姑娘。
在她的目光下，原本就正襟危坐的小姑娘越发挺直了腰板。洗得雪白的白衬衫在她纤细的腰际被整齐地扎进宽大的八分裤里，衬衫是半旧的，肩膀处有些大，显得不太合身；蓝黑色的八分裤则很明显是由一条工装裤改短的——在这年头的沪上，这是一身很普通的旧改新，只是不知道旧衣来自她家里的长辈还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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