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姓窃明正文卷第394章青苗法本身没错，错的是在宋朝这种懦弱的朝代使用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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