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心内有所不忿，但郗鉴也不得不承认沈哲子这一问的确点中核心。
江北军镇权力本就极大，其实类似的互市贸易，在彼此和平对峙的时候一直都在私底下进行着，包括荆州也是如此。不过真正大规模、摆在台面上的通商，谁也不敢公然去做。因为这是绝对犯忌讳的，中兴以来，建康朝廷始终不与刘、石通使，至于民间公开的互市通商，更是想都不要想。
他是深知沈家在时局中拥有的能量之大，如果沈哲子这里敢于大规模的去做，那么徐州追随其后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当然，他之所以动念如此也绝非全为私欲，此前大战中，他是由衷的羡慕淮南屡建大功。而徐州军表现之所以不好，除了各部不协调之外，也实在是在军用方面远不及淮南军丰厚，因而在制定起什么军事行动来，难免畏首畏尾。
郗鉴也想获得一个稳定的钱粮来源，用以打造一支强军。徐州基础较之淮南本就深厚得多，如果有了充足的钱粮，整合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日并逐向北，绝不会再让淮南专美于前。
可问题是，如果真的要大开边贸，他能不能够镇压住那些军头从而掌握主导？要知道那些军头们，不独有着各自的独立部曲军队，还有着规模不小的荫蔽人口，无论生产还是作战都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反而是他这个刺史，难以两者兼顾，总不能让军队卸甲归于屯垦生产，如果他这里不能有一个稳定货源，那么他的存在只能是那些军头们的保护伞，对于实际所得的利润，是很难有更大染指的。
而且，如果真如沈哲子所说，那些军头们控制不住贪欲，私自扩大交易的尺度。一旦事态扩大不可控制，朝廷首要问责的自然又是他这个刺史。到了那时候真的是好处别人领，黑锅他来背。
一念及此，郗鉴更加感觉到背靠一个强大宗族的好处。他们高平郗氏虽然也是北方旧望门户，因其个人的时誉之高，南来时身边聚集起了数量不菲的追随者，正因为此才能后来居上，虽然南渡得晚，但却通过手中掌握的流民力量得以入朝跃居那些早渡人家之前。继而又通过从建康朝廷所获取到的大义名分，回归徐州节制一众军头。
但这些力量，都是借势得来，并不是他本身所有。一旦其人不在，其人便要被打落原形。
反观吴兴沈家，本就是江东一等豪宗，如今又是一跃成为执政门户。有了江东源源不断的补助，沈哲子完全不受地方乡宗牵制，淮南那些乡宗门户更是被收拾得野地鹌鹑一般。如果再通过海运将吴中丰富物产与淮南紧密联合起来，军势自然更强，所得又何止一加一那么简单！
“江东地狭民寡，根基浅薄，中原虽然多有动荡，但毕竟旧基仍在。若是完全循于旧途，重屯自补，想要重归故国，实在不算容易。边镇开市，取补于外，这是誓在必行。但我等既然身领王命，自然也要铭记，即便是要均输互补，也是为了王事复兴，不可本末倒置，全逐一利。”
沈哲子见郗鉴沉吟不语，心知他是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不免苦口婆心道：“郗公国之干城，品性高洁拔俗，此世表率，这一点自无可疑。但若果真举世俱贤，此世不至于纷乱至斯，凡有所谋，还应防范当先啊，应将隐患扼于萌生之际，方可不受所害。”
郗鉴已经到了这把年纪，又何须再要沈哲子教导该要如何做人，听到这番话是有几分哭笑不得。不过他转念又想听听如果沈哲子在自己这位置上，该要怎么处理这种困境，于是便叹息道：“话虽如此，然则向利之心，人皆难免，徐州又居地利，群情实在难阻。维周于此又有什么善策可供参详？”
“所以还是要坦陈事表，依从法度。诸事皆列王道光辉之下，自然群邪辟易，阴祟不存。”
沈哲子这么说，当然并不只是一句场面话。其实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交易发生，这是无可避免的，只是交易成本高低不一而已。虽然在边镇之地，官方所主持的互市贸易并没有，但私市又怎么能够完全禁止。沈哲子相信徐州那些军头，肯定各自手中都有掌握的私市渠道。毕竟京府与徐州也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他是深知这些军头们不乏丰厚家底，绝非能够通过正常渠道积攒获得。
但是所谓的交易成本，对于交易双方而言，绝非货品价格高低那么简单。运费高低，规模大小，交易次数，以及在交易中双方所需要冒的风险，还有获取交易对象，都可以视为交易成本。
比如最简单的一点，能够在南北对峙形势下还维持交易的双方，可以肯定必然都不会是良善之辈，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之前，交易甚至都不可能发生。即便是达成了交易，还要防备对方会不会在事前事后有什么黑吃黑的计划想法。
可是一旦官方主持开市，信用度上有一个政权来作背书，单单这一点对于那些私贸便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有更加安全，货源更加充足的正规渠道可选择，谁又会冒着莫大的风险去从事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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