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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减少学生的外语学习负担，那么陈康杰的这第一份提案还并不算完整。
他计划在提案里面提出增设一门《科技史》的课程，这能帮助有效打通文理科的隔阂。
1959年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percysnow，简称c.p.斯诺）发表了一本书叫做《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the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
在书中，斯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日益分列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级是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当然，大多数都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的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題的态度完全不同，甚至在感情上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
斯诺写道：我简直沒有想到那些科学家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会那样松弛，简直就像是敬礼时形式的碰一下帽檐而已，……传统文化的全部文献似乎与他们的兴趣无关，……他们把自己搞得很贫乏，那么另一边会怎么想呢，也同样贫乏，也许更严重些，因为那些知识分子对此更加自负，他们仍然喜欢自称传统文化就是整个“文化”，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秩序，好像探索自然秩序无论就其本身的价值或者就其结果來说都毫无意义，好像物理世界的科学大厦无论在智力深度、复杂性或说明方式方面都不是人类最漂亮、最奇妙的集体创造。
c.p斯诺对医治这种分裂，给出了两种药方，其一是创造出第三种文化，其二是他虽未深入、却一再讲述的教育：可供我们选择的基本手段是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也包括大专院校，沒有理由再让下一代人普遍无知，或者像我们自己这样缺乏理解力和同情心，……教育内的变化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題，但沒有这些变化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些问題是什么。
过年的时候，陈康杰恰好读到这本书，斯诺所开创的这一讨论今天仍在持续，很多学者在讨论开创第三种文化，布罗克曼两年前提出一些科学家开始直接与普通读者对话，这就是正在形成的第三种文化。
陈康杰认为，斯诺的两个药方其实是一个，沟通两种文化，或开创第三种文化，必须从教育着手。
对此，陈康杰提出两个主张，其一是中学建立科技史的课程，科技史毫无疑问从属于历史学，但是沒有必要将之并入历史教学，成为后者的一部分，独立地搞起科技史这门课程，要比将科技史纳入到历史学中來得容易，且因为科技史如同艺术史，有其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独立内容和门槛，要传统史家们完成这门课程有相当的难度，在中学的讲授，对学生乃至教师和研究者的历史眼光有极大的开拓，经过近现代的反思，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如果说这一逻辑的推论限于人民大众的历史，便是以一种狭隘的思想方法取代另一种狭隘，技工和科学的创造与发明，在很多时候对历史的推动和改变是在帝王将相之上的，这是透视历史发展的重要眼光，最早的史观囿于权力争夺、军事征伐、政治制度的历史，以后经济史脱颖而出，经济史告诉人们，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而科技史告诉人们，历史是因何变更的，科技史更宏大、广角、诱人，更易理解，能赢得更多学生的热衷。
陈康杰作为一名文科生，他明白科技史对文科学生有极大的好处，很多文科学生对科学不感兴趣是因为微观上他们拙于计算，科技史不是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科学技术，而是教授他如何理解科技的重大发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比如青铜、冶铁与国家和军事的关系，马鞍如何改变了军力对比，造纸、印刷术与科举的关系，古登堡如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信息存量，电的发现与普及，乃至电话到手机的演变，等等，这门课程的教授，极可能会诱导很多学生喜爱科学。
重生之后还好点，重生之前，陈康杰对科技类的东西几乎是一窍不通。
在合作《泰坦尼克号》的时候，绘画功底很强的卡梅隆增进告诉陈康杰：不要说我们不懂绘画，在感觉上、审美上大家是平等的，我们可能弱于、也可能强于某个画家的，我们同画家的差别其实主要是手法，我们画不出來，同理，我们无力搞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但是对科学的演变及其对人类历史的改变，非科技工作者并不弱于专业科技工作者。
陈康杰从门外汉的角度觉得科技史的教授对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有很大的好处，他们主修的课程极其专门化，这使他们失去宏观的视野，科技史从本质上说是文科，它可以给予理工专业的学生一种历史感，一种哲学上的视角，具有特殊魅力的是，这种哲学和历史学的素养不是从传统哲学和史学那里获取的，有些理工科学生可能对那些学问无兴趣，而是从他们多半会感兴趣的科学史里面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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