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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关心京城事态进展的陈康杰很快就收到了消息，克林顿的私人代表提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条件，那就是中方必须承诺，二十年内不能在班达齐拥有驻军。
谁都很清楚，中方如此不遗余力的帮助班达齐，看重的是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并不完全是从经济角度來考量，虽说我们一再重申，我们不会在国外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几十年來，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外人，尤其是未來主要竞争对手的米国人不会乐观的相信我们这样的政策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美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一个最大不同点就是美国人思考问題和做事基本上都是从务实的需求角度出发，而我们呢，往往时不时会显露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有时候会把所谓的正义和教条看得很重。
正因为如此，我们竭诚宣传和宣誓的主张和理念，米国人都表示怀疑一样，例如我们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我们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个主张，每一代领导人都在说，而且，陈康杰相信，绝对不是搪塞之词，可是，就算如此，米国人也未全信，在对我们的竞争或者说斗争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戒备和做最坏的打算。
尽管主观上不太愿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米国人的做法从他们的国家利益角度考虑，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安危和利益考虑，这样的国家才能长久，我们的古人早就有这样的警示之言，例如“忘战必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
客观來看，米国人不信任我们，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虎狼之邦，是好战之国，而是，我们的理想主义和天真，是由客观条件所限制决定的。
近代以來，我们积贫积弱，国家发展的几乎各个方面都落后与世界大国，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甚至于法律，教育等等莫不如是。
既然落后，那就沒有什么实力发出豪言壮语，既然实力弱小，那在对外的交往中，尤其是和米国这样的大国交往博弈当中，我们就处在防守的一方，因为我们根本沒有办法进攻，别以为我们建国后打的几场战争就是我们的胜利，其实不然，最多只能说我们在防守当中沒有吃太大的亏罢了，半岛战争如此，几十万志愿军的英魂留在他乡，也只维持了一个三八线的格局，米国人依然在半岛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62年的自卫反击战也是如此，战斗上获得了胜利，却依旧丢掉了9万平方公里土地，对交趾的自卫反击战，就发生在家门口，我们沒有输，然我们也沒有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
这都是由于受到当下的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决定的。
既然硬实力我们拿不出手，那就从务虚的方面着手，务虚的工作做好了，一方面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个主持正义，尊重公平的好名，获得一些第三世界的朋友，另一方面，当然也是韬光养晦的需要，一句话，实力不济就少惹事，最好尽量别惹事，能忍则忍，大不了打了左脸给右脸，沒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了，这些还与我们几千年來一只崇信的“礼”的思想有关，似乎一切都要有“礼”，否则就是不道德和邪恶。
虽然这样的惯性保持时间长了，我们真的就会变得实力强胆子小，患上软骨病，基本上所有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我们都是“强烈抗议”和“严正抗议”，除此之外，差不多就很难看到别的进一步举措了。
可就算这样，米国人也在时时督促着我们，时时告诫着我们，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遵循的处事之道和价值观不会一层不变。
当我们的国力由量变到了质变的程度，当我们的实力发展到足矣对外施加更大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唯唯诺诺，就不再教条的谨守君子之道，用一句社会学的话來说就是环境会影响人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就算是被动，我们也会改变的。
米国人的谨小慎微和危机感是客观存在的，陈康杰也不相信，当我们成为真正世界大国的时候，还会在与周边小国的岛屿主权争夺当中就仅仅抗议了事，一定会发出更加严厉的声音，甚至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言而总是，实力决定一切。
虽然现在我们并沒有在境外建设军事基地和驻军的显现和进一步计划，但是，这并不表示未來我们就永远遵循那条原则，当我们的海外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保护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在更大范围上维护国家安全与和平的时候，境外驻军就有可能会变成最为现实的考量，或许当下的当权者都沒有这方面的考虑，或许也沒有想到，但是，从最坏的角度出发，米国人为我们考虑了。
通过自己的推敲思考和观察了解，陈康杰理解了kld的私人代表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条先决条件的原因。
这个条件看似有些蛮横，有些骄傲自大，按照通常逻辑，对于这样的条件我们应该严正驳斥，据理力争，而且现在牌的主动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无奈，不管是在个人私事中还是在国家大政方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得已，更何况，国际交往，往往都是互相妥协的结局，真实的谈判，就是一场妥协的艺术表演，就看怎么把我火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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