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八月末，郑贵妃的病情日趋恶化，消息传到洛阳，福王再次上疏申请回京，这一次，崇祯皇帝再也没办法拖延了，因此只能在当年九月十七日，下旨同意福王北上。
接到北京的同意北上的诏书，福王急不可待的催促上路，但鉴于此时姚妃的身子也有不适，且朱由崧的几个孩子都很年幼，不方便上路，也适应北京的气候，再加上福王京邸也不够大，不足以容纳如今已经人丁兴旺的福王府众人的缘故----其实都是理由，实际是朱由崧知道后金即将入侵，不想让身边人一起被困在北京城里，当然，朱由崧自己也不想这个时候去北京，但嫡亲祖母病重将亡，他要是不去，那孝道上就有亏欠了----所以，此次北上的主要人员只有福王、陪伴福王的邹夫人、朱由崧三人。
人少，当然有人少的好处，这不，九月二十三日得到了旨意，十月十一日，福王一行便进入了北京城，可谓是迅捷异常----当时，天寒水枯，运河已经几乎不同通行了，所以，这个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了。
福王府一行抵达北京的第三天，十月十四日，崇祯皇帝于乾清宫接见了福王父子。
不过，这次接见的时间很短，双方只说了几句场面话，就结束了，并没有进行太多的交流，以至于福王根本来不及向崇祯皇帝申请郑贵妃陪葬定陵的事，只是获得了每日进出紫禁城，探问郑贵妃的准许。
随后几天，崇祯皇帝没有再召见福王和朱由崧，对此，福王和朱由崧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每日前往紫禁城探问卧病在床的郑贵妃。
郑贵妃的神智此时还算清醒，但因为中风的缘故，早就不能说话了，所以，看到多年未见的儿子和长孙，虽然心里激动，可能做的唯有眨眼流泪而已；见到母亲已经一副风烛残年，不久人世的样子，福王也是每每心情激荡、泪流不止。
等到最初的哀伤过去之后，已经意识到郑贵妃撑不久的福王便试图再次面君，以便争取郑贵妃陪葬定陵的权力，然而，这个时候，福王却已经没办法见到崇祯皇帝了。
早在福王府一行人抵达北京之前，就有御史发出警报，说后金攻击在即，崇祯皇帝立刻派人联系蓟辽方面，确定后金军的动向。
结果民科军事专家一方面隐瞒了八月末后金进攻辽西，拆毁右屯卫城城堡的消息，一方面却报告后金兵可能对宁远等地实施攻击，并要求明廷立刻向宁远增兵，另外再调动一部分兵力到山海关作为宁远的后应----也就是说，民科军事专家没有意识到后金有绕过辽镇，攻打蓟镇的可能，至于这种安排是不是有意调动直隶等处守军，方便后金入侵，以便迫使明廷同意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就见仁见智了；另外，关于后金入侵之前，严重缺粮，民科军事专家以拉拢蒙古部族为由，大肆通过蒙古各部向后金走私的事情，不说也罢。
好在时任顺天巡抚的佥都御史王元雅认为后金可能攻打宁远的情报是不正确的，所以，在他的坚持下，京畿地区的守备部队才没有大规模的调动到了山海关以西，否则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但王元雅无法改变的是蓟镇兵力薄弱，守军疲敝的局面----民科军事专家一到任，就迫使明廷答应每年给辽镇80万两军费，而在之前，依照孙承宗制定的作战方略，明廷连年投入了巨额军费在辽西修建城池，可明廷的财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来应对入不敷出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在蓟镇、宣大等其他九边的投入严重不足；没有钱，口号喊的再响，战守之策再万全也没用；因此，别扯什么民科军事专家早先就提醒过蓟州的问题，担心后金绕击蓟州的奏报了，明廷实际就是个筛子，这种奏疏，实际跟当面提示后金，大明的防务漏洞没什么区别----结果就是，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后金军破喜峰口、洪山口、大安口，分兵三路入寇，蓟州守军不堪一击，京师门户由此顿开了。
入寇的后金军号称十万----具体数字众说纷纭，但八旗兵、蒙古兵和汉军加起来少则三四万，多则五万----兵分直逼北京城下，自然震动了大明朝廷，使得崇祯皇帝根本就无暇接见福王和朱由崧，福王也知道事态紧急，不方便此刻干扰崇祯皇帝，所以，只能暂时放弃了再次谒见的请求，每日焚香祷告，求神佛能保佑郑贵妃能坚持到事态平复的那天。
按下福王的小心思不说，得到后金入侵的情报，朱由崧第一时间下达了执行应对预案的命令----来北京之前，朱由崧就命令没有随行的李谙、金泰、王乾三人共同负责世子府的一应“生意”，以应对自己被封锁在北京城内，无法遥控指挥的局面----同时，朱由崧还赶在了北京城大闭城门之前，紧急下达了顺和店张家湾分理处撤入通州城和河西务分理处撤入天津卫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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