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落而居，数以百计，甚至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在那些士绅家族是常事，而在南方更是普遍。
屁股决定脑袋，对于朝廷和皇帝来说，徭役是一户出一丁，本可以出一百人，结果只有几个人服徭役，简直是极大的浪费。
按照后世的思维，那就是推崇法家治国。
例如，法家要求，男子成年就要分家，从而能够尽快地服徭役，兵役，为国家创造财富，所以要拆分宗族。
换句话来说，法家极端地推崇富国强国，弱民富国理论，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其诉求就是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力极其强大，但同样这是把双刃剑，明君能加快国家成长，而昏君就能以倍速败坏国家。
所以嬴政能统一天下，最应该感谢的是六代没有出现昏君，不然轮到他，大秦就完犊子，根本就统一不了天下。
扯远了，法家想要百姓家庭为统治单位，从而无法聚集实力跟朝廷抗衡，而儒家则是推崇以家族为单位，与朝廷共处。
两者各有利弊，但综合分析，最合适的只能是儒家。
无它，家庭的抗压能力太差，一旦有个天灾人祸，立马就完犊子了，而家族则能抵抗大部分的灾害，更适合在封建社会生存。
原始社会基本单位是部落，奴隶社会是城邦，封建社会是家族，近现代生产力发达，才开始以家庭为基础单位。
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对于普通人来说，一场大病就能夺走一切。
例如科举，普通的人家肯定无力负担，但整个宗族却可以用公共财产聘请老师来教书，教很多的学生，使得读书廉价化。
教书的地方往往在祠堂，教学、考试的开销都由族里出了。
打官司，更是羊入虎口，没有宗族撑腰，基本被吞得渣都没有。
宗族，在普通人眼里，是后盾，是抵抗官府的第一线。
同时，在社会层面，宗族是道德的维护者。
譬如，大名鼎鼎的东林魁首钱谦益以正妻婚礼娶柳如是，完全违背了娶妻为良家的原则，败坏了宗族风气。
实际来说，柳如是乃娼妓出身，钱谦益娶其为妻，不仅自己子嗣后代难参加科举，更是坏了钱氏家族名声，
大明律管不到，同僚、学生们只能缄默，而族人则毫不留情，直接投掷以砖瓦，哪里管他是大官。
朱谊汐无法保证衙门里没有一个贪官，自然小民只能依靠别人，以血脉为联系的宗族必然是首选。
“宗族不是不能没有，但不能太大了。”
“即将开启的工业化，其实就是宗族凋零的开始，曾经合体的衣裳，却跟不上逐渐粗壮的四肢，这就是一种罪。”
朱谊汐叹了口气，使官府和地方达成微妙的平衡，使得这个进程逐步展开，而非社会倒逼。
说白了，工业化进程中，宗族捆绑住了人口，必须要让人口解放。
但中国自有人情在此，人口太多，如果全部解放的话，对于那些人来说，失去宗族的庇护，反而是一个祸事。
仅仅是破产农民，就足以支撑起工业了。
有限度的解放人口即可，例如，他将出县要路引改成了出府要路引，算是极大的扩宽。
想到这里，商鞅的那一套成年即分家的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回京吧！”
想得脑仁疼。
朱谊汐摆摆手，回到了北京城。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皇帝才返回了紫禁城。
沉下心，他来到了养心殿。
本想出门散散心，谁知道又带了问题回来。
手中的毛笔开始书写，武举，宗族。
前者关乎百年大计，军队未来，后者则涉及到社会核心，可谓是极为敏感的问题。
宗族，由同一老祖而聚居的集合体，基本以村落为主。
封建社会以里、甲划分，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却对治理多有妨碍，名大于实。
谁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村，但不知道属于哪个里。
随后，他又在宗族下面画线，书下家族二字。
而宗族又由大家族组成。
大家族是五代血缘为纽带，出了五服，就是另一家人，就算是诛九族，也砍不到他们头上。
在约束上来看，家族大于宗族。
所以拆分不了宗族，就只能拆家族了。
于是，在家族两个大字之下，又写了两个字——分家。
“以功名为限？”朱谊汐滴咕道：“但凡取了功名，就得别居分家。”
“既能承担风险，也符合常理，获得功名也就有钱了，想要分家的念头就充足了。”
而这样一来，那些大的士绅家族，比如一家出了三四个秀才，两三个举人那种，必然会不断地分家，割裂实力。
在宗族上的影响力自然就缩减。
而弱小的家族，依旧原样，自然就无需担心风险。
如此，阻力大减。
想到这里，朱谊汐不由得露出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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