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大喇叭一遍一遍广播：“因为大队财务吃紧……附加条件是：愿意参加者，每人从参加练习之日起；每天给教练费一块钱，正月十五当天统一服装租赁费两块钱！”
大喇叭一遍一遍吆喝，又喝的大姑娘小媳妇心里痒痒的。
那会刚刚结束了“大锅饭”搞了土地承包，村委会没钱是可想而知的。但村里的家户有钱人也极少，有的农户办起了养鸡场，搞起了小作坊，成了令人羡慕的富户，就是万元户村里也几乎没有。父亲是个老实人，虽有文化但在这个刚刚落实土地承包的当口是没有用处的。可是农村人已经感觉到了好日子的来临，于是大姑娘小媳妇学起了城里人的穿戴。她们也再不满足梳辫子的发式和为了下地劳作方便的那种宽腿裤子，胆大点的烫起了头发；穿上了低领鲜艳的，更能显出优美曲线的小袄；以及紧绷着屁股的裤子；脚上也有了脱离了妈妈千层底土气的高跟鞋。小伙子头发也不再是一样分头或平头，留起了前帘盖住眼睛的长发；也穿起了膝盖窄脚底宽，裤腿扫着地的喇叭裤。但从大姑娘小媳妇身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土气”，因为她们当时的脸上还没有城里人脸上的自信，脸皮也没有城里人那样细滑红润，手上的皮肤也很粗糙，甚至指甲缝里还留有在地里干活钻进去的泥垢。恰恰是这些反差，证明了农村开始悄悄发生起着变化。
就在这个年代，闹社火成了村里男女老少向往中的精神生活，自不必说参加这样的重大活动也成了大家心里向往，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证明自己、显露自己、展示自己的最佳方式。同时能掏得起教练费、衣服租赁费更能证明自己家的生活已经开始富裕。于是，和二姐同龄的邻居马月、六妮都交了钱，去参加女子腰鼓队了。只要二姐还钻在家里，每当大喇叭一叫，二姐就焦躁不安，甚至在家里捂住耳朵。二姐大我三岁，属鼠，我当时正在高中读书，因为家里穷，我平常是不出去和同伴玩的。再说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每天吃过饭就是《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不离手。只有二姐在家里随着大喇叭的声音一会屋里，一会院里乱转。姐姐听完广播，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土坑上，小声嘟哝：“该死的喇叭一直叫。再叫额（我）也不启（去），外面咧咧（冷冷）地，还是窝（家）里好！”
我知道姐姐想去，但家里拿不出这几块钱。姐姐每说一次，我这个当弟弟的就难过一次，虽然我知道我也帮不了他。
那时我上高中，穿的都是大哥小时穿剩下的衣服。哥哥个子高，但偏瘦。我个子低，肩膀宽，穿哥哥的衣服纯粹是受罪。因为我的肩膀宽，穿上衣的时候要把两个胳膊举起来穿袖子，要不这样是穿不上的。穿上袖子胳膊放下后，就像两个胳膊被人捆绑住一般，活动极不方便。再说衣服瘦且长，穿上衣服后，我的大半个屁股都被盖住。衣服也是十分旧的，一件事黑平网夹克服，右胸处有个呈九十度直角划开的大口子，虽然妈妈经过针线缝补，但口子处的裂痕明晰可见；还有一件是灰色暗兜中山服式样的，那衫子灰色基本褪尽。领子后已经磨透。下面的袄襟因为布线一层层脱落，形成了一个个掉在袄下头的毛絮絮。虽用剪子精心剪过，但过几天就又随着袄线脱落形成新的毛絮絮。就是在学校，我也被列为救济补贴的贫困户，那时男生女生都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就我身上的这个“龙套”是不敢对女生痴心妄想的。家里就是这样的生活，从哪给姐姐交几块钱呢？
姐姐就这样按捺不住想打腰鼓的欲望，她越这样我就越难过。实在没办法，我有了想法。我放下书本：“姐，你别老在这嘟哝了，我有个办法，也不知行不？”姐姐一听，马上就来劲了：“小子，你有办法？”姐姐眼里是急切的盼望：“姐姐，也不知行吗？”姐姐马上把身子移到我打跟前：“快说，快说！”我对她说：“姐姐，与其在家里等着，不如我两出去看能不能检点铁了、钢了、铜了，或其它的废品，要是老天可怜咱，也说不定也能捡到给你卖点钱。然后再让咱妈出去借点，给你凑凑！”
姐姐一听没了兴致：“小子，你雪（说）和不雪（说）一样哩，从哪能捡这么吃（值）钱的废品，真是脑蒴（勺）子舍（上）抹分（蜂）蜜——想得美！”说完，姐姐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低下了头。我过去抓住姐姐手祈求：“姐姐，你想想，大家都过年，邻居那个拾烂货的李老爹都不出去了，这不正好给我们机会了？再说大过年的，他都好几天不出去了，说不定路上烂货多着呢。”姐姐经不起我话的诱惑，这才起身：“那俺和你启（去）看看。”
就这样我和姐姐出来，顺着村口西边的汽车路往南走。我们里面都是穿的妈妈缝制的棉袄，这种袄因为宽大所以钻风，虽然我和姐姐都把手紧紧地揣在袖子里，但还是冷冷的北风透过袄的下摆使劲往里钻，冻得我和姐姐只打摆子。路上没啥行人，偶尔有走亲戚的传来说笑。我和姐姐真的好像两个乞丐。眼睛死命地、细细地盯着地上的每一处，走了4里路，到了一个村庄的村口什么也没有，我从姐姐脸上看到的是极点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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