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起来，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仅听过，还看过，初步研习过，这本经本来预测的目的不是算人生未来的，而是当时唐代宗教政策刑不上出家人，有许多有案底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用出家来逃避法律，一行僧人为了区分来饶历史，发明了《一掌经》，是为了保护佛教的纯洁『性』的，虽然后来也没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发生了武宗灭佛事件，但一行僧饶初衷却是良好的。在我研习中，与实践结合看，它的预测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具有数字和概率分析的特点，是科学家分析事物的方式。”
“好经都让后人念歪了！”她激动得站了起来：“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得出两个答案，不知道对不对。第一，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需要。中国有近两千年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生产结构，乡村自治和生产自给的模式，本能上厌恶变化和探索。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政府』就把学术探索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并且用科举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形式，强化了这个限制。你看，在试卷上些大而无当的正确的废话，结局就远比写《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等人强得多，宁做范进、不做沈括。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一代风桑即使有退休文人，也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随意堆衍，成为显学，败坏了学术求实之传统，更带坏了中华文明源头之文风。虽然有文人偶作反抗，如韩愈的古文运动、如桐城派的新文风，但都只在文学上有点影响，对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难以构成挑战了。第二，也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比较发达，构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保守文化，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够了，就缺乏向外探索的动力。加上对故土依赖『性』的增强培育了安土重迁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产生了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和怡然自得的审美情趣，政治结构也就形成了封闭的特『色』，所以求稳定成为心理共识，探索者们的努力不被社会鼓励，所以科学就发展不起来了。”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问到：“按你，文风越来越坏，但先秦之前总体较好。我知道，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先秦，它们留下的经典如易经、黄帝内经，包括孔、墨、荀、老、庄，等等，明，看古人要追溯到先秦，从基本经典看起，估计就不会有大方向的错误吧？”
“理论出发点如果全错了，就没有后来灿烂的文明。”她也不得不承认，古人也有智慧的光辉。“但是”她话锋一转：“古人有些理论起点也是有很大错误的。”
“理论起点？你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判断？”我不解的问，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有些起点错了，那么，后来依据这个起点推出的一切理论都应该是错的。
“对，比如有个影响久远的理论起点就是错的。”
“哪个？来听听？”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不会『迷』信古人吧？如果你一味『迷』信古人，那我就不了，反正，装睡的人叫不醒。”她盯着我，有点咄咄『逼』人。
没等我有任何反驳，她就继续到：“比如：圆地方。”
“你一，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确实太荒诞了。但在它产生时，确实有直观的成分。圆是观察的效果，不用了，地方，是土地耕作时产生的习惯思维，那时的井田制，确实给人以地方的假象”我笑到。
“不是没有思想家注意到这点。比如，有人驳斥到，如果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就无法把地完全覆盖住，就是家庭主『妇』也可以试验，一个圆形的锅盖是无法真正盖严一个方形的菜板的。但是，他的驳斥没起到效果，是为什么呢？是人们害怕古人吗？是因为人们宁愿相信古人一切都对做思想的懒汉吗？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或疑问吗？”
她的连续发问，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到：“体验应该是有的，只是没有问出来。因为这很直观嘛。”
“如果老百姓有体验不反问是他们没有这个职责或者能力，那么，知识分子有体验为什么不反问呢？为什么没有思考出地也是圆的的结论呢？是他们忽视了吗？还是现实中没有纠错的必要？”
“我不知道是不敢还是没有必要，这个需要证据。”我有点理屈词穷了。
“应该是没这个必要，所以缺乏动机。他们的聪明和大胆是有名的，但不置疑，是不重视这个结论。”
“你的证据呢？凭什么这么？”我得在反问她中寻找些许自信。
“我给你念几句诗你听听看：其一：江流地外，山『色』有无郑你知道不？”
“知道，王维写的长江。”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知道，李白写的长江。”
“他们聪明不聪明？大胆不大胆？”她句句紧『逼』，我只能点头。
“杜甫是个实在人吧？他写的长江也有这样的句子：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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