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跟父亲学打铁时，跟着父亲到处游走，去各个村里打铁。当时主要给村民打造一些锄头、铁耙等农具。”张春祥说，改革开放后，他便在樟木头中心小学附近开了一间铁匠铺，1998年搬到了现在的泰安路。
谈话间，有位村民拿了一把已经用得不够锋利的铁锹来找张老修整。只见老人将需要修整的铁锹一头放到烧旺的炭火里，不时在上面添加些碎炭，几分钟后，左手迅速用铁钳将其转移到大铁砧子上开始锻打。
一串“叮当”声响后，铁器渐渐成形。反复敲打数遍之后，张老将铁锹放入一旁的冷却水内，随着“吱啦”一声，一阵白烟倏然飘起，淬火完成，一把旧铁锹又锋利如初。
张春祥称，每打造一个农具，需要经过烧火、捶打、育弯、培刃、成型、淬火和打磨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打铁不仅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打铁时铁器烧的程度、敲打的力度、节奏以及淬火的时间都有技巧。
张春祥打出的各种农具结实、锋利、耐用，是当地有名的铁匠。很多小伙慕名而来向他拜师学艺，他先后收了四个徒弟。随着城市的发展，附近的其他铁匠铺先后倒闭，而张春祥铺子的生意却一直比较好。许多邻近镇街的人、甚至深圳的客户都会过来找他帮忙。
在打铁店的一扇门上，用白色粉笔书写的“世上活路三行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两行大字格外醒目。“以前家里穷，学会打铁就等于有一门吃饭的本事。”张春祥回忆说，打铁这个行业十分艰辛，尤其在六月天最难熬，打铁的时候像在火炉里烤一样。
“近几年打的农具很少了，主要是为村民修复一些农具，也经常为一些工厂做一些铁制品加工的活。”张春祥坦言，随着社会的进步，打铁这个手工技艺逐步被先进的机器所取代，生意也越来越冷清，自己的徒弟也都改行了。“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平时接的活也不少。”
或许有一天，这个手艺就失传了。对于这点，张春祥似乎很能理解。“只是打了一辈子铁，我不愿丢掉这个手艺，平时有活就干，没有活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友喝茶聊天。”张春祥笑得很慈祥。
打铁的赤裸着上身，胳膊又黑又粗，当烧红的铁器放到铁砧上时，他们往手心里吐上口唾沫，抡起铁锤不停地敲打
正在看书的儿子问我：“妈妈，‘打铁还得自身硬’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他，就是说打铁要有力气，还要懂得技巧。我以为已经解释得够言简意赅了，儿子却依然是一头雾水，“什么是打铁？”是啊！打铁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看打铁不过是我儿时的记忆。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农村是很常见的。我们那里管打铁的人叫“打铁的”。
那时候，村里偶尔来了打铁的，小孩子会围着看上半天。他们在大槐树下支个大火炉，炉边架一个风箱，一个人坐着不停地拉风箱，风吹进火炉，炉膛内火苗直蹿。
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然后，由一个年纪稍大的用铁钳子夹着放到铁砧上，拉风箱的也站起来，和另一个人抡起大铁锤，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那多半打的是大物件。
小物件一般是两个人操作，其中一个右手握小锤，左手握铁钳，另一个拿着大锤敲打。至于打铁的打了什么，打得怎么样，我们并不关心，只是喜欢看铁锤落下时那四溅的火花，爱听那叮叮当当的捶打声。
有时候，打铁的还会把打完的东西放进水里，随着“吱吱”的响声，冒出一阵白烟，我们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一边吸着鼻子，一边用手去扇随着那股白烟飘出的怪味儿。男孩子胆大，喜欢围在打铁的身边，偶尔有火星溅到他们身上，引起一阵尖叫，打铁的就会大声斥责：“隔远点！隔远点！”
记忆里打铁的都赤裸着上身，胳膊又黑又粗，当烧红的铁器放到铁砧上的时候，他们就往手心里吐上口唾沫，然后抡起铁锤不停地打。
在叮叮当当的捶打声里，随着那火花的飞溅，我的心会一阵阵地缩紧，我总是担心那些飞溅的火星会烧到他们。其实，火星经常会落到他们的身上，甚至是裸露的胳膊和手上，但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尖叫。
打铁的打制的东西既有锄、铡、镰、锹等生产工具，又有剃刀、菜刀、门环等用品，和千家万户的生活密切相关。记得那时候，爷爷经常会念叨：“打铁的怎么还不来啊？”终于等到他们来了，就把钝了的锄头送去铣一下，或者把一块废铁送去让他们打把小铲子。
生产队解体之后，打铁的就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义乌福田街道祖科塘村内，一个低矮通透的铁匠铺倔强地站在路旁。“叮当……叮当……”，一阵阵清脆而有节奏的打击声不时引得路人纷纷前来探寻。
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打铁铺的主人今年56岁的金后高正一手握着一根铁钳，熟练地夹起一块铁块，放在熊熊炉火中烧烤，另一只手拉着风箱鼓风，火势逐渐加大。他取出通红的铁块，放置于铁墩上，锤声落下，铁花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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