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塑一直是一种谋生的行当，但它又属于传统的手工艺，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物，其价值有独特的地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面塑这种“小玩意儿”更能显示其文化魅力。
传统的面塑艺人是“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的街头艺人，很少有系统的知识，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面塑就是在这样的普通群众手中开出美丽的花朵。那应该是一种虔诚信仰和喜庆心情的结晶！因此，面塑艺术品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
面塑的传承与很多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一般采取口传身授传承，祖辈相传，师徒相传，而没有专门的学校机构去传播。
面塑和面，先准备材料，滑石粉1份;年米面1份，为防止霉变再加防腐剂半份。
揉面，把以上材料用清水搅拌均匀，像和面一样。
和好，和的面要不干不软，要做到三光，既面光、盆光、手光。
蒸面，为达到面蒸的均匀，把面拍的大约一指厚，再均匀放在蒸屉上蒸，大约30分钟左右。
和面，把蒸好的面趁热揉，再把三份的滑石粉揉进去，直至柔软，装袋。
掺色，用揉好的白面分块，在每一块面上包上不同的颜色揉匀，装袋备用。常用的颜色有:大红、玫红、黄、蓝、绿、黑、白色。
面塑艺术是以可食用的面粉、米粉为原料，辅以工具捏塑成各种造型的艺术，由中国历史悠久的面食文化衍生、发展而来。面塑艺术在民间亦被称作“花馍”“面花”“江米人”等，自古以来便是宴飨的美食、馈赠的礼品，是联结华夏民族情感的纽带，故又被称作“礼馍”。
自2008年以来，已有多项面塑面人技艺，如阳城焙面面塑、闻喜花馍、定襄面塑、新绛面塑、郎庄面塑、黄陵面花、北京面人郎、上海面人赵、曹州面人、曹县江米人等，入选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史料记载，在古代祭祀中曾以面为材料做祭品，取代杀牲以祭天、地、神，面俑亦作为木俑、陶俑的替代物用以殉葬。《诗经?周颂?思文》中记载：“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其中“来牟”就是古代大小麦的通称，这说明我国麦类种植的历史由来已久。我国麦类作物加工的历史同样悠久，出土文物证明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磨盘等工具，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就有专门烤烙、煎制面食的炊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磨制面粉的工具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工具的诞生，为把麦粒转化为面粉并使其具有可塑造性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我国麦类作物的种植更加广泛，并且逐渐形成南方食稻、北方食麦的饮食格局，面食种类迅速增加，面食加工工具和技术也从社会上层传向民间。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急就篇》中记载“饼饵，麦饭，甘豆羹”，饼饵就是糕和饼的统称。唐朝颜师古所注《急就篇》中“搜面而蒸熟之”的“蒸饼”类似于今天的馒头。据民俗学家考证，“馒头即民间面花的滥筋，民间面花应该起源于汉代”。
饼类食品作为面粉被塑造的最初形式，在这个时期渐渐发展了起来，汉宣帝还被当做制饼业的祖师爷被后人供奉。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食种类愈加丰富，面食制作开始讲究技巧，对造型、色泽开始渗透审美要求，面塑艺术开始萌芽。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曾记载了十余种制作饼类的方法，如白饼、烧饼、髓饼、鸡鸭子饼、细环饼、截饼、粉饼、豚皮饼、治面砂渗法等。
晋人何曾有言“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这种“坼作十字”的饼即是后来花馍的雏形，这说明人们对面食的期待不再停留于果腹，而是产生了审美的需求。
进入唐代，对面塑艺术的文字记载更为确切，与现今面塑艺术更为接近。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六》中写道“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街高祭、张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人、面米长之属”，从中可以看出面塑作为祭祀品的用途。
《唐语林》中对面塑有如下描述：“宴诸司以面及药翡之类，染作颜色，用像豚肩、羊、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显然这一时期的面食已经向装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真正意义上的面塑由此产生。
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出土的唐永徽四年（653）的墓葬品中，一组女俑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从簸粮舂麦到推磨擀面的全过程。
同时出土的还有面制女俑头部、男俑上半身以及面制小猪和花式糕点等面塑作品，是现今保存最古老的面塑实物资料。
宋代是面塑艺术世俗化发展的高峰，人们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中使用面塑食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录了与岁时节令相关的诸多面塑事项，如：“正月初一，京师人家大多食索饼，人日（初七日）则食煎饼”；“上元节有丝笼和油外锤”；“二月二有迎贵果子”；“三月初三有面做的‘镂人’”；“清明前一日的寒食节要食‘子推饼’；“清明节用面造枣糊飞燕，柳条串上，插于门相，谓之‘子推燕’”；“四月初八食糕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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