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丹砚将头从厉秋风身后探了过来，在那张纸上扫了一眼，奇道：“这写的都是什么呀，怎么一句都看不懂。谁是杨溥？李岩又是谁？”
厉秋风手中拿着那张白纸，脸色凝重，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姚广孝亲笔所书。瞧他字里行间隐含怒气，想来写字之时心中气愤难平。杨溥和李岩都是洪武朝时江、浙两省出名的文人。杨溥无意为官，隐居于嘉兴乌镇。太祖皇帝登基之前，便屡次派人请他到军前效力，都被杨溥拒绝。待天下大定，太祖皇帝于应天府登基称帝，更是派了礼部侍郎前来相请。杨溥力辞不就，太祖皇帝便起了杀心。只不过杨溥是天下闻名的文人，却也不好公然杀戮，太祖皇帝只得将这口气暂时压在胸中。其后胡惟庸案发，太祖皇帝有心借机诛连，锦衣卫自然知道太祖皇帝的心意，将杨溥也罗织入胡惟庸一案，定了满门抄斩，夷三族。据说杀了杨溥之后，太祖皇帝兀自不解恨，曾对近臣言道，若不为朕效力，便去给阎王当差罢。那李岩居于苏州，写了一部名为《则天录》的书，结果触怒了太祖。借着郭恒案，太祖将李岩也抓入狱中，派人将他活活打死……”
厉秋风说到这里，想到当年杨、李二人遭遇之惨，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慕容丹砚却是一脸不解的神色，道：“《则天录》这书难道很有名么？怎么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为何写了一本书便会触怒了皇帝？”
厉秋风道：“太祖皇帝曾经当过和尚，后来又投入红巾军，在郭子兴手下当兵。当时朝廷称红巾军为贼，一些文人也写文章痛骂红巾军‘贼性不改、祸乱天下’。待太祖皇帝登基之后，最恨别人提到他的出身。是以僧、和尚、贼等字眼儿都犯了他的忌讳，若是有人在朝堂之上提起，或是在奏折中写了这些犯忌讳的词儿，不免下场悲惨……”
慕容丹砚“呸”了一口，恨恨说道：“这皇帝忒也不讲道理了。”她说完之后，转念一想，道：“不对呀。姓李的写的是《则天录》，又没有僧、和尚、贼等犯忌的字眼儿。难不成这书中写的是和尚和盗贼不成？”
厉秋风摇了摇头，道：“这书与什么和尚、道士、盗贼压根没有半分关系。只不过‘则’字读来，与‘贼’难分，便也算在忌讳之内……”
慕容丹砚瞪大了双眼，颤声说道：“这、这怎么可能？皇帝怎么会暴戾糊涂到如此地步？”
厉秋风道：“糊涂？皇帝可不糊涂。什么忌讳之类，只不过是他杀人的借口罢了。李岩之死，在于他是江浙文坛领袖。而江浙文人一向对红巾军颇有微词，大多臣服于张士诚。张士诚出身盐贩子，没有读过什么书，却对读书人礼敬有加。他起兵之后，占据苏州，曾颁下命令，邀请文人在各州县讲学，宣扬文治。又设立弘文馆，请江浙两省大儒前来讲学，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为学生。另外还开办礼贤馆，吸纳江浙一带文人参与军机。就连诚意伯刘基刘大人，当年都对张士诚颇为敬重。太祖皇帝虽然一直视陈友谅和王保保为生平大敌，在用兵方面对这两人颇为忌惮。只不过对于张士诚，他却是深深的嫉妒。知道若论起民心所向，自己万万不及张士城。是以杀掉张士城之后，他一直害怕民心不服，对于支持张士诚的江、浙一带的文人极为忌惮。他之所以残杀李岩，不过是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罢了。”
此时朱三家在旁边说道：“厉公子说的不错。家父在时，曾对我提起大明开国之时频发大案，常自感叹太祖杀戮过于惨烈。我没有听说过厉公子提到的杨、李二人的名头，不过家父却曾提起过宋文宪公之事，却也是凄惨无比。”
厉秋风点了点头。慕容丹砚却不知道“宋文宪公”是谁，当即开口问道：“朱大哥，这宋文宪公又是哪一位？”
朱三家道：“此人姓宋名濂，是金华潜溪人氏，与章溢、刘基、叶琛齐名，世人称这四人为‘浙东四先生’。太祖皇帝立国之后，也赞扬过宋大人是大明开国文臣之首，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并且做了太子朱标的师傅。只不过后来太祖屡兴大案，宋大人察觉情势不妙，便即告老还乡。只不过太祖皇帝对他并不放心，借着宋大人的孙子宋慎牵连至胡惟庸一案之机，便要将宋大人杀掉。只是马皇后和太子朱标力保，马皇后更是换了素服，在宫中为宋大人祈福，且对太祖皇帝言道，民间百姓尚知尊师重教，皇帝难道连帝师都不能容么？太祖皇帝没有法子，只得将宋大人发配到四川茂州。只不过事情蹊跷得很，宋大人走到夔州，竟然暴病而亡。这事情由押送宋大人的锦衣卫报告朝廷，却也无人敢查。一代名臣，就此不明不白地丧命于京城万里之外，想来实在令人叹惜。”
慕容丹砚想到朱元璋用心之狠毒，一时之间目瞪口呆，过了半天才道：“姚广孝在纸上写了杨、李二人之名，难道是发泄对于太祖皇帝的不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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