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不足，厂里发不出工资了。”
冯飞用叹息般的口吻向冯啸辰说道。
原来，冯飞所在的东翔机械厂是一家三线军工企业，与当下许多三线企业一样，都面临着军工订货大幅度减少，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窘境。
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执行了一条先重后轻、先军后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所谓先重后轻，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发展；而所谓先军后民，就是把更多的资源优先用于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经常是要为军工让路的。
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当然是有其道理的。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大国，又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体系，以免像后世我们的南亚邻国那样，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最大民主国家”，连子弹都要从国外进口。
然而，先重后轻、先军后民的道路，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轻工业不但具有满足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职能，还是积累资金的重要部门。忽略轻工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工业积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对农业的“剪刀差”，而农业能够提供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最终重工业的发展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先军后民的影响就更大了，军事工业是纯粹的消费型工业，难以创造出利润。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事工业，建立起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军事基础，但与之对应的民用工业未能发展起来，造成了一种畸型的产业结构。
中国当年的战略模式，很大程度是从苏联学习而来。而作为老师的苏联，就因为长期忽略轻工业和民用工业，导致百姓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怨懑，并最终带来了苏联的解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体制上的变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业战略的调整。70年代末，国家毅然放弃了“十个鞍钢十个大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路，下马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扶持轻工业的发展，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源。
到80年代中期，国家做出了另外一个决策，那就是基于“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战略判断，提出让军队受一些委屈，放弃先军后民的传统思路，把原先用于军事工业发展的资金转向民用。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军工项目都被搁置起来，一些三线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东翔机械厂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这件事，后世有许多评价。有人认为，此举使得中国的军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军事落差的进一步扩大，是短视之举。还有人举出两弹一星的例子，说只要大家勒紧裤带，随便省一点钱，就能够保障某某项目的继续，那么中国就能够提前若干年掌握某某技术，达到灭日屠美的目标。
这种说法，其实也只是军迷们的牢骚而已。没有经济的积累，军工的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勒紧裤带能够造出两弹一星，但不可能爆出坦克海、飞机海，不可能支撑起如下饺子一般的军舰建造。这就像玩红警那样，你不造上十辆八辆的采矿车，光知道有点钱就造一辆坦克，最终只能是完蛋。
冯啸辰是有两世经历的人，穿越前的他，已经见证了中国军工的复兴，所以对于眼下让军工让路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不过，他也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令人扼腕的事情，如果能够有先知先觉，做一些必要的补救，事情的结果也许是能够更好的。
冯飞不知道冯啸辰的想法，他还在念念叨叨地叙述道：“前两年，国家落实政策，给大家都加了工资，而且也允许厂子用生产利润来盖房子，大家觉得日子比过去好了。谁知道，好景不长，从去年开始，国家的订货就减少了，任务量还不到过去的一半。今年上半年，订货进一步减少，原来每年都有的新装备研制拨款也中断了，厂子的日子一下子就难过起来了。目前倒是还勉强能够发得出工资，再拖几个月，估计连发工资都够呛了。”
“不会吧？你们是三线企业，工资总是能够保证的吧？”冯啸辰问道。
冯飞道：“目前是能够保证，不过上级部门说了，现在国家号召我们三线企业搞多种经营，要自己创收。上级给我们下达了任务，每年创收收入要占全厂支出的30%，国家相应地减少30%的拨款。可我们那个地方，在大山沟里，能创什么收啊？”
冯啸辰想了想，说道：“二叔，这个事情我也听说过。国家鼓励一部分三线企业搞军转民，发展民用产品，你们在这方面没什么举措吗？”
冯飞道：“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啊。厂领导也说了，国家要军工让路，军转民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可具体往什么地方转，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到系统内打听过了，兄弟单位搞什么的都有，有做摩托车的，有做电冰箱的。山城那个雷达厂，发挥自己的专长，搞了电视机，听说效益还不错。也有一些饥不择食，给地方上造儿童玩具、煤气灶啥的，你说这算什么事？我们好歹也是国家重点军工企业，我们的技术比苏联老大哥都不差，能去和乡镇企业抢饭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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