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时刻，奕?又被指责在办理丧事时疏忽大意，咸丰帝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务，命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仅保留了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这一系列打击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直到1857年（咸丰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复出，重新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但这已无法挽回兄弟间彻底破裂的关系。
三、临危受命
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南方，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同时，英法联军从南向北推进，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恭亲王奕?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咸丰八年（1858年），奕?单衔上奏反对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议和，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外政策建议。他认为，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不应一味示弱，而应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出击。奕?还建议秘密调动地方武装力量攻击广州和香港，以牵制敌军。这一系列提议反映了奕?坚决主战的态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战派的支持。然而，咸丰帝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时而主张和平解决，时而又表现出强烈的主战情绪，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尽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随后，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对签约的奏折，反对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具体的制敌方针。奕?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后，他还被任命为管理雍和宫事务的大臣，并补授阅兵大臣之职。
进入咸丰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后被任命为内大臣和管宴大臣，显示出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北京。咸丰帝惊慌失措，决定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将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的重任交给了奕?。
此时的奕?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军事抵抗的无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南方的势力仍在不断扩大，内部的稳定问题同样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奕?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逐渐倾向于求和。他认识到，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只有暂时妥协才能为清朝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经过艰苦的谈判，奕?最终按照咸丰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释放被俘的巴夏礼等人，并签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以及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此外，他还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割让了大片领土。虽然这些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确实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为清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在这次议和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他成功地笼络了一批重要官员，如瓜尔佳·文祥、桂良、宝鋆、胜保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
四、兴办洋务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回天津，并迅速南下，这表明他们并没有取代清朝统治或占据中国土地的意图。这一举动让奕?意识到，西方列强虽然贪婪且要求苛刻，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和通商权益，而非直接控制中国的领土。基于这样的认识，奕?开始形成了“以信义笼络洋人”的思想，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缓和与列强的关系。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仍在南方肆虐，捻军也在北方不断壮大，这些内乱对清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只有首先平定内部的叛乱，才能有效地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1860年十二月，奕?上呈《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而俄国和英国则是肘腋之患和肢体之患。他建议优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然后依次对付俄国和英国。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他建议采取类似于三国时期“联吴伐魏”的策略，即与西方列强合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在奏折中，奕?强调了维持中外和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严格按照条约办事，不使列强有进一步侵略的机会。他还提议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外交事务，并设立南北口岸管理大臣，增加关税收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奕?、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正式提出了这一系列建议。咸丰帝批准了这些主张，并得到了湘军首领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随后，奕?积极与英、法联系，请求他们在军事上提供援助。清廷甚至考虑将大沽口的炮台交由英法军队防守，以防止太平军从海路北上。英法两国欣然接受了清廷的请求，并表示愿意派遣军队协助清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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