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朝后,立即着手翻查旧日阉党逆案,对那些清流派官员进行处置。御史刘宗周以奏疏抗争,但马士英、阮大铖在朝内倚仗宦官势力,在朝外勾结藩镇大将,并拉拢勋贵大臣以巩固自己的意图。他们一心想要驱逐刘宗周等清流官员。自此以后,宦官与勋贵势力相互勾结,变得难以制约。贿赂之风盛行,那些被查处的官员,因贪腐被纠劾的败类和贪墨累累者,纷纷得以官复原职,甚至有人多次被破格提拔。当时,有人因在拥立新君之事上持有不同意见,加之涉及以前的三案旧事,激起了弘光帝愤怒,但弘光帝本性宽仁,不愿掀起大规模的冤狱,故清流官员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结果最终导致左良玉因清流派官员群情激愤,在外发动了清君侧的行动。马士英调动所有精锐兵力以防范左良玉,然而当左良玉大军抵达淮安、扬州时,满朝文武竟都声称不用忧虑,甚至有人企图借此机会彻底击垮左良玉。当时有见识之士指出,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众多邪恶之徒都在朝中,实在罕见。结果清军一渡过长江,国家局势便迅速崩溃。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手握重兵,却望风而逃,实在令人痛心!
不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不能说毫无责任。平心而论,东林党的领袖人物起初是顾宪成、邹元标等贤人,后来是杨涟、左光斗,再后来是文震孟、姚希孟,最后还有张溥、马世奇等人,他们以文章气节闻名一时,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起初是沈一贯,接着是亓诗教、赵兴邦,再是魏忠贤、崔呈秀,然后是温体仁、薛国观,最后是马士英、阮大铖,他们都不被朝廷舆论所接纳。但东林党内部也存在不少败类,而攻击东林党的一方中也不乏具有清廉、独立操守之士。当然,两党领袖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壤之别。东林党虽然秉持高尚的言论,但在筹划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的实际措施上并无实效。攻击东林党者自诩孤高清傲,但从未真正为朝廷整顿法纪,他们只是凭借着言语的刻薄尖酸胜过他人,可以说是为了个人私仇而不是国家公义。无论是东林党还是攻击东林党的一方,在国家大事上都同样无济于事,都受到人们的指责。附庸东林党的人大多品行不端,贪财者、狡猾者皆出自其中,然而,清流大臣仍能占据主导地位,有时也能公正地选拔人才,行贿者尚且羞于被人知晓。但攻击东林党的人则唯恐行贿不足,到了魏忠贤、崔呈秀掌权时,南京当时的政局就已经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利,却不以为耻。东林党初期尚有气节,常与宦官为敌,即便是贤良的宦官王安,也只是仰慕贤良之士,并非是东林党与宦官勾结。等到东林党衰落、求胜无门时,就有部分东林党人铤而走险与宦官结交,这种情况在崇祯末年时有发生。在神宗皇帝时期,攻击东林党的人中,那些宦官尚未掌权,也还没有大臣与太监相互勾结的情况。自从崔呈秀等人尊崇魏忠贤为主后,大臣们谄媚宦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颂扬像王莽一般的魏忠贤的功德,实为天地间的一大怪事。直到南明朝廷时期,与宦官勾结者更是趾高气昂,生怕别人不知。
两党中最令人痛恨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迎合附会,只要有人提出中庸和解之策,便怀疑他是异己政敌,必定加以攻击,即使有贤良之人,也畏惧他们的舆论攻势而不敢坚持真理,更有甚者,因朋友、亲戚、门生故吏等牵连关系,还必须多方防范,极力阻止他们一并发展进步,以至于矛盾激化,冤冤相报,前仇更深,身家两败,国运也随之衰落。可以说,他们都是太祖皇帝的罪人。然而,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始终是贤、邪两立,泾渭分明,没有把他们看做是同一类人。我也曾因前辈所爱重,试图将他们归入清流之列,但我并不因此而存有偏见,只是平实地陈述事实,希望能让鬼神见证。(这篇文章出自明末抗清大臣夏允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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