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同学定下要南下了。随着准备走日期的临近，即一九九二年春节过后的三月初，他要走的先一天，我们在外面吃了顿散伙饭，席件有我的张老乡，还有他的几个要好的朋友，送朋友去远方的离别惆怅，在每人的心里是沉重的，但我们更多的是激励和鼓舞。在送他的当天，徐办公室有个朋友的朋友，在当时西安市内的另外一家电器销售厂工作，他那里和他一起干的几个朋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送徐同学又到他们那里，当天中午，又在他们那里为徐同学举行送别宴，那几个朋友都是从其他城市早辞职近两、三年的大学生，共同的往事身份，如今都要走类似路的共同经历，让大家一下拉近了谈话的距离，送别的中午，吃了近两个小时。后来大家集体七、八个人，把徐同学送进了火车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更多的是对徐同学的祝福，并为他打气鼓劲，希望他在他乡能迅速的站住脚跟，也许很快我们都会步他的后尘等之类的话语。惆怅之中，东去南下的火车徐徐启动，我们最后一次隔着窗户拉手作别。列车一声长鸣，很快消失在我们的送别视线外。我和送别的朋友作别后，一路失魂落魄的返回到了单身大院，心情沉重的当天下午，都没有心思去单位上班了，一个人在单身大院自己的屋子里独思冥想了很久，很久。
徐同学和我，是当年一同从同一所大学来到公司上班的，从当时的满足，到现在的不满意自己的境况，也就仅仅过去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很快变得如此现实和实际。随后的日子里，我从电话、书信中了解到了徐同学如何到达广东、又如何去求职，和在外企如何工作，并告诉了我他平日的工作、工余甚至每月的收入，以及他的看法和思考。我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总的情况看，他走出去是对的，至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提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比我前进了许多。他的下海只是我们身边众生相的一个普通写照，因为在他走的前前后后，很多之前在单身大院进进出出，曾经熟悉的脸孔都消失了，那些日子和年代，公司里的单身大院见面经常的话题就是问，你什么时候下海？准备去哪里？之类的话题。走了的人，对留下来的人是种无形的压力，毕竟在这里混当时真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和收入的涨高，更无尽的是混沌和失落。那些年代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流失的非常严重。当然对于当时公司来说，在公司经营不佳的状况下，走与留对企业都无从轻重，因为当年进三百人能留下三分之一，对公司经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毕竟第二年又会补充同样的新生力量，而当时企业经营也很困难，更谈不上大发展了，所以默认了这种人员的迅速流失，因为你的出走，企业并不觉得可惜了什么，这就是国企，这也折射了按个时代的社会，从大的层面加速了人员的快速流失。
多年后，自己也身处南方，接触更多南下一族的圈子里，多数的人的思想变化，基本和我们上面的相通。个人如此，相同经历的人如此，环顾四周的人如此，社会中那个时代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得出：那个时代穷则思变的人们，也都普遍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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