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洒满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绿树成荫，花香阵阵。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在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副校长的陪同下，漫步在校园中，参观着校内先进的农业科研设施和成果展示。
一路上，三人热烈地交流着对农业科技发展的见解，从实验室里的最新研究突破，到田间地头的实际应用，话题不断。
参观结束后，他们来到了会议室，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放着几杯热气腾腾的茶。
张启轻轻抿了一口茶，感慨道：“今天这一趟参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华中农业大学在农业科研方面的成果斐然啊！”
严建兵笑着回应：“两位院士过奖了，我们一直努力在农业科技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还有很多需要向二位请教和学习的地方。”
吴孔明放下茶杯，神色认真地说：“是啊，农业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就拿转基因技术来说，这可是关系到农业未来走向的关键技术。”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开始讲述起自己从事棉铃虫防治的历程：“我从1984年开始接触棉铃虫，一直到1996年，这十年间我国棉铃虫大爆发。那时候，我们为了防治棉铃虫不断打药，结果呢，不仅打死了棉铃虫，连吃棉铃虫的动物也被打死了。时间一长，能打死的棉铃虫都死了，剩下的全是有抗性的，药量越增加，它们的抗性水平越高，整个生态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到1992年，棉铃虫基本失控，农民一个季节得打药15到20次，那种情况真是触目惊心。”
张启听得十分专注，不禁皱起眉头：“这样的防治方式，不仅效果越来越差，还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吴孔明点点头，接着说：“没错，1997年我们开始种植抗虫棉，这二十年时间，抗虫棉技术的应用对中国棉花产业和病虫害防治带来了质的飞跃。通过这三十年的实践，我深刻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对棉铃虫和棉花害虫防治起到了战略性控制的作用。我个人判断，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抗虫玉米的使用，减少50%的化学杀虫剂没有任何问题。这对于增加食品安全的保证性和降低化学农药引起的风险，意义重大。”
严建兵若有所思地说：“确实，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明显，可现在社会上对转基因技术的污蔑还是很大。”
吴孔明叹了口气：“是啊，中国农民是社会中最缺乏话语权的群体，他们本应是科技发展红利的受益者，尤其是转基因技术，能把他们从繁重的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但现在大家吵来吵去，又有几个人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呢？转基因抗虫棉在三年之内就在华北地区全部种植，转基因木瓜几年之内就占了90%，这就是农民用实际行动做出的选择。我们的社会如果脱离农民的利益，三农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我真心希望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能和用过转基因品种的农民对话，听听他们的声音。”
张启深表赞同：“吴院士说得太对了，农民的声音应该被重视，他们才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
吴孔明接着说：“转基因技术或者品种在中国的商业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技术或品种自身的成熟，这需要我们科学家和企业在研发阶段，拿出最先进的技术，解决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其次是法规的成熟，政府要按照法规，对转基因安全性问题进行全面评价，颁发安全证书和各项许可。最后是社会环境的成熟，毕竟转基因产品最终要进入市场，被大众消费，如果社会对它存在严重分歧，产品进入市场就会困难重重，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严建兵微微点头：“这三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吴孔明继续说道：“就像高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们谈选择，如今信息技术普及，每个人都在用手机，以前有人担心手机辐射会导致脑袋长瘤子，但社会并没有要求让一部分人先试用几代人，看看有没有问题再推广。所以媒体要有创新型的价值观和崇尚科学的精神，这样才能为高新技术营造良好的产业化背景。”
他顿了顿，又陷入思考：
“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美国人对转基因技术接受得那么快，而在我国却产生如此大的分歧？这背后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和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
过去我们国家落后，很多东西都是引进国外已经成熟使用几十年的，安全性有保障，我们比较放心。但现在我们发展迅速，在一些领域走到了世界前沿，转基因技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个民族走在前沿，就要有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文化是否也跟上了创新性文化的步伐呢？”
张启接过话茬：“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该本着科学的原则和创新发展的理念，推动社会对转基因技术的科学认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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