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自称是科学，只要将其放入科学的常规检验程序，伪科学就无所遁其形。伪科学当然不会自己走进常规科学程序，他们主要靠的是权势、金钱和传媒。此时揭露伪科学就会成为与利益集团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惨烈，就可能有人愿意花十万元买你的人头。因此使得揭露伪科学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学、哲学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文讨论的对象之外。
与伪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小骗术相比，反科学可以算是“宏大叙事”。他们的手法巧妙，善于在哲学层次作深刻文章，调动全社会的舆论，对科学进行丑化甚至妖魔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阵地，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思潮，遏制科学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分析这些反科学的手法和“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
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1]。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
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
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
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
“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
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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