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科学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无情地剥开了教会那层长期以来包裹着客观事实的权威外衣。它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和理性的思考，对宗教所宣扬的教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尤其是在道德层面上，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宗教的可信度。
对于那些关于复仇之神以及各种神秘力量的说辞，科学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正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曾经盛行一时的活人献祭、猎杀女巫等残忍而荒诞的行为才得以被制止；所谓的信仰疗法也逐渐失去市场，因为科学证明了其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古老的神判法不再被视为公正的裁决手段，而是愚昧无知的象征；而对异端的迫害这种违背人性的行径，也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无处遁形。
更重要的是，科学揭示出宇宙运行的规律并非由某种目的所主导，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人类长久以来依赖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世界的幻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整个种族的未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负责。
出于同样的理由，科学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垮了一切建立在神秘力量、虚幻使命感、宿命论、空洞辩证法、民粹斗争或者盲目期待救世主降临的道德和政治体系。这些体系曾经或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慰藉，但在科学面前却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当科学事实联合了那些无懈可击的信念——即我们都关注自身幸福、我们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动物、我们可以商讨行为准则，就对人类行成自洽的道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就是，坚持最大程度地使人类和芸芸众生更加繁荣昌盛的原则。
这种与科学的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正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上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我们将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此外，科学直接并显着地为实现这些价值贡献了力量。如果有人想要列出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除开废除奴隶制和击败法西斯，这些属于我们对施加于自身的障碍的清除），其中许多都是科学赠与我们的礼物。
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贡献的那些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能说太多关于宇宙的历史、推动宇宙进展的力量、组成我们本身的物质、生物的起源、生命的构成、包括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知识。更妙的是，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只是罗列事实，而是展现于深刻而优雅的原理之上，比如我们洞察出生命依赖于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分子来指导新陈代谢、并进行自我复制。
科学还为世界提供了美到极致的图景：频闪冻结运动、外来生物、遥远的星系和系外行星、荧光闪闪的神经回路、还有光芒四射的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直入幽暗深邃的太空。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些不仅仅是漂亮的画面，它们能引人深思，深化我们对身为人类的意义的理解，和对我们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科技并非像那些广为流传的谣言所说，导致了地区的贫困与暴力，正相反，在科技的作用下，全球每一项标志着人类繁荣的指数都在上升。
这些数字表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普遍贫困之后，出生第一年后存活的人口比例在稳步增长，同样的增长还发生在能够上学，能在民主国家中投票，能在和平地区生活，能使用手机通讯，能享受小奢侈品，和能顺利活到老年的人群身上。单单种植业的绿色革命就拯救了十亿饥饿的人口。如果你想举例什么是真正伟大的道德，就去维基百科搜索“天花”和“牛瘟”的词条。它们的定义是用过去时态表示的，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聪明才智，已经消除了这两个我们种族历史上最残酷的灾难。
虽然科学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生活并为我们带来益处，但是有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包括许多大学的文科项目，都在培育一种对科学的门外汉式的冷漠，而且渐渐变成一种轻视。从精英院校毕业的学生可能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他们普遍被误导认为科学家不再关心事实真相，只是在追求范式转换的时尚。一次妖魔化科学的运动还年代错置地将那些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罪孽归咎于科学，包括种族主义、奴隶制、侵略、和种族灭绝屠杀。
历史文盲将锈迹斑斑的伪科学政治运动归咎于科学是相当常见的，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起错了名字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它并非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而是以斯宾塞对于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推动发展的神秘自然力量的理解为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极受欢迎。现在这个词也常常被用来抹黑所有进化论对人类认识上的应用。优生学是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左派人士和进步人士之中的运动，企图通过改善人类的基因库使社会进步到终极形态。现在这个词常被用来攻击行为遗传学，即研究遗传对个体差异影响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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