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证明这个反责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战争的遗风。在2006到2007年哈佛大学进行常规课程改革时，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在介绍科学教育时根本没有提及它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我们的学生，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它们发展出了救命的药物、互联网、高效的能源储存方式和数字娱乐；它们也带来了核武器、生物武器、电子窃听、和对环境的破坏。”这种含糊其辞的、功利且恶毒的奇怪言论并没有在介绍其他学科时出现（想象一下，在鼓励学生学习古典音乐时，没人去说它既能促进经济活动也能激励纳粹。）报告也没有认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偏爱科学和技术而不是无知和迷信。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另一个同事总结性地认为，科学的馈赠良莠不齐：一方面消灭了天花；另一方面却做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实验中，美国公共健康研究人员于1932年开始追踪一批感染梅毒却不被治疗的贫困非洲裔黑人，以观察其病情发展状况。这项研究是煽动群众认为科学是邪恶的另一个标准案例。）这个对比相当愚蠢。它假定那项研究是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而不是一项被普遍谴责的违规行为。而且它是拿一个没能挽救几十人生命的一次性行为去和在每个世纪都挽救亿万人生命的永久性行为作为对比。
近期激发公众对科学主义进行谴责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科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人类事务方面的应用。当然，有许多这方面的应用是噱头或者谬误，它们应该受到批评：如对看到政治家面容时的投票人进行脑部扫描；把战争归因于好斗的基因；把宗教解释为一种为了团结群体的进化适应性。但我们不是没听过不懂科学的文化人搞噱头犯错误，也没有人让人文学者们滚回自己的书房不许掺和到关键的讨论中来。用几个执迷不悟的例子作为借口，把人性的科学隔离于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之外，这是错误的。
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为例。“政府除了是对人类本性最重大的反映之外，其本身又是什么呢？”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问道。新的思维科学正在重新审视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在麦迪逊的时代，这一问题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后来湮没在一段人被认为是白纸或者理性人的漫长时期中。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类是道德的扮演者，被权威、种族、忠贞的规则和禁忌引导着，被复仇与妥协的矛盾倾向驱使着。这些冲动通常是受我们的潜意识操纵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理性和辩论所转化。我们已经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些道德冲动会被进化出来，它们在大脑中如何被实施；在不同的个体、文化、和亚文化中它们会有怎样的差异；在哪种条件下它们会被激活或关闭。
将科学应用于政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想法，也为我们确认哪些想法更可能正确提供了手段。政治辩论历来是通过案例研究、修辞、和被软件工程师们称为HiPPO（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见）的东西来考量的，争论倾斜没有决议并不让人吃惊。民主国家之间会不会打仗？贸易伙伴之间呢？相邻的族群会由于祖先的仇恨而不可避免地爆发流血冲突吗？维和部队真的能维持和平吗？恐怖组织能如愿以偿吗？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呢？战后的和解仪式能阻止新的武装冲突吗？
历史呆子们能举出支持任一种答案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政治事件被各方面的力量影响，所以某一特定的、通常很有力的因素在某个特别的事例中保持沉默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数据科学的进步——即对大量数字、文本的开源数据集进行分析——信号可以从噪声中被提取出来，历史和政治学的争论可以更客观地被解决。以我们现在所能达到最好的程度来看（平均来看，而且在所有的影响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上述所列问题的答案为：否、否、否、是、否、是、是。
在科学涉足的所有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反抗是最强烈的。但是恰恰是这个领域似乎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
在多数人看来，人文学科正举步维艰。大学项目正在缩减，下一代的学者们要么失业要么学非所用，士气越发消沉，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会思考的人不应当对我们社会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对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是不可缺少的。
对人文学科低迷状况的诊断结果，直指我们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学的商业化。但是坦率地说，有一些伤害是人文学科自己造成的。伴随着它的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教条式的相对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人文学科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制定不出发展规划。好几个大学校长和院长向我哀叹说，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宣布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研究机会，并要求资助以便开展实施；而当人文学者过来的时候，则是来恳求对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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