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院士都是技术或科学权威，无论是推荐自己的或推荐别人的技术、产品、品种等，有足够的公信力，无需联名。
点评：这个更是李昌平的逻辑思维混乱。61个两院院士之所以联名上书，其实并不是为了推荐具体的品种，而是因为当时国内舆论极其恶劣，对科学很不友好，院士联名的本意是为了呼吁国家出手治理这些恶劣的社会风气。
第四，如果几十名院士联名“上书”推广某种技术或产品或品种等，是非正常态之举。如果“上书”推荐的只是转基因食品或品种，有滥用“准公权力”从事“准商业推广”之嫌疑，有合谋“技术垄断收益”之嫌疑，是有组织的非组织活动。这是极不正常的！
点评：院士本来就有给国家建言献策的权利，联名上书更是没有问题，也只有迷信“大运会禁止转基因食品”这样谣言的李昌平会认为这是滥用“准公权力”和“有组织的非组织活动”。
据李昌平自己说，院士们的这种联名“上书”活动，在他看来像是“院士传销”。但问题在于，李昌平公开的传播各种谣言，那些甚至初中生都不会信一个字的谣言 ，李昌平居然也信！由此可见，以李昌平的个人水平，如果他遇见了真传销，也是堪忧的。传销就是给人洗脑，有智慧的人会上当受骗吗？
其实，61个院士联名上书是老黄历了，那是2013年的事情。如今早就不是61个院士了，据我的了解，两院院士中已经明确支持转基因的，是297个院士。不知道李昌平如何想？李昌平这位研究经济的文科生，是否要单枪匹马推翻整个科学界的集体共识？
61个院士上书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中国遭遇了100年来最大的科学危机！
在院士联名上书的前一年，即2012年，是国内反对科学最猖獗的一年。
据饶毅教授在这一年的演讲，当时社会上对中国科学家骂声一片，社会上“有人在做谣言文章，制造出种种的谣言，让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
饶毅在当时说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时，还有人把轨道扒掉，说影响了中国龙脉，当然那段时期是短暂的，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短暂的。”
在当时，很多极左人士被煽动在农业部门门口拉起横幅，要求停止一切转基因试验，造谣说转基因“毒害国人健康”。张启发院士本人也在一场会议上遭遇了一群人的暴力攻击。有农科院的研究员，因为子女在家门口遇袭受伤，吓得主动移居国外。很多优秀的研究员因为看不见前途，被迫去外国公司。很多大学的生物育种专业，已经招收不到研究生。
而就在这言论最喧嚣闹腾的2013年10月20日，张启发院士在武汉举办的中国“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大发牢骚。可能是这些日子遭遇了太多的压抑，当时的他情绪悲愤且很激动，当着现场300多人的面大声宣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会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张启发院士说：“当前的困境是国家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停滞，无法实现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我个人认为，错失重大机遇。”
现在很多网痞造谣张启发院士什么“不要听从民意，而是要强行推广” ，完全是在血口喷人。张启发院士的原话是“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也就是一切要按照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程序走，按照科学决策和国家战略走，不能随便受到谣言舆论的干扰。中国研究转基因起源是1980年初期，列入“863计划”。转基因农业技术与载人航天、大飞机同属十六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发展转基因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
而当时的反科学谣言运动，境外势力和极左群体互相勾结，煽动民意，绑架了国家和政府，让中国的科学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实际上，反对转基因的所谓“民意”，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民臆”，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
早在2011年9月，张启发院士就曾经指出，“研究转基因水稻并不是个人的兴趣决定的。作为一名科学家，选择研究领域必须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具体到水稻领域，当务之急就是要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农药残留和对环境的污染，在确保稻米数量安全的同时，也保证稻米的质量安全。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正是为了满足这个实际需要。”
而张启发院士的这番“诉苦”，就是因为他切实感受到科研成果由于受制于谣言舆论，迟迟不能得到应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指出有关方面应该拿出魄力，放弃不作为，迈出稳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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