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中医“民间”与“学院”迷思，科学才是分水岭》
在中医领域，长期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划分——“民间中医”和“学院派中医”。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的中医教授、研究员李登岭先生指出：真正的区别并非如此，而在于“非科学派中医”和“科学派中医”。
这一观点为中医发展和分类的讨论指明了新方向。
回顾中医历史，其传承形式多样。古代中医传承途径多元，师徒传承中，徒弟在日常诊疗里积累经验、研习医术；家族传承则让医术在家族内延续；官方医学教育机构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唐朝的太医署，不仅教学内容丰富，涵盖中医各领域，还深入教授《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经典，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不同传承路径下的中医人才，不能简单用“民间”或“学院”区分，关键在于是否秉持科学理念。
现代语境下，“民间中医”通常指未经正规院校教育，通过自学、家传掌握中医知识技能的从业者；“学院派中医”则是接受系统高等中医教育的群体。但这种划分并不能准确评判中医水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是衡量的关键。
在中医的发展进程中，科学派中医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运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为中医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从临床实践看，疗效是检验中医水平的重要标准。科学派中医注重收集临床数据，通过对比分析验证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作为国家官方认可的国家级名中医，堪称科学派中医中的典范。他长期致力于经方的研究与应用，临床中，他会详细记录患者的症状、体征、用药反应等数据。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时，他依据患者体质、症状特点，精准运用经方，并对治疗效果进行跟踪统计。通过大量临床病例分析，他总结出不同体质患者适用的经方规律，提高了治疗的有效率 。他还积极开展科研项目，与现代医学团队合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经方的作用机制，从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角度揭示经方治病的科学原理，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依据。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张洪林同样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中医世家，又经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拥有深厚的中西医知识储备。张洪林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研究中医针灸，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在针刺镇痛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往对于针刺镇痛的解释多基于经络理论，较为模糊。张洪林通过大量实验，揭示了针刺镇痛与内啡肽分泌的关系——随着针灸刺激的增强，内啡肽分泌量增加，从而起到镇痛效果 。这一成果让针刺镇痛得到了现代科学的阐释，不仅推动国内传统针灸研究迈向新台阶，更为西方医学理解和接纳针灸提供了关键依据，成功助力针灸在国际上的推广。国际疼痛研究组织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为全球疼痛治疗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与宝贵思路。
在对失眠、焦虑症、高血压等病症的研究中，张洪林也阐明了针灸的作用机制。针对失眠，针灸可调节内分泌系统，使褪黑素分泌水平趋于正常，改善睡眠质量；对于焦虑症，针灸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平衡，调整内分泌系统应激激素水平，让人体恢复平静；治疗高血压时，针灸作用于血管壁神经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调节血管平滑肌紧张度及内分泌调节轴，进而调控血压。这些研究均以现代科学检测和理论为依托，摆脱了传统经络玄学的束缚，为针灸治疗各类疾病开拓了全新路径。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是科学派中医的杰出代表，他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对中医现代化的卓越贡献。
在科研探索领域，张伯礼的成就斐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投身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风病和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他深入探寻疾病奥秘。通过对大量病例的追踪观察，他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的动态演变规律，如同绘制出一幅精准的疾病发展地图。基于此，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为中风病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在血管性痴呆的研究中，他制定了详细的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从中医理论出发，结合现代医学知识，为患者带来了更精准的治疗。为了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他还开创性地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通过对脑脊液的研究，深入了解中药在体内的作用路径和效果，让中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原理不再神秘。
中药现代化研究也是张伯礼关注的重点。他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中药重要组分库，这个组分库就像一个庞大的中药信息宝库，储存了丰富的化学信息、活性毒性信息及成药性研究数据，并配备了高效的检索系统，方便科研人员快速查询和研究。历经8年艰苦攻关，他们完成了30多个中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以“复方丹参制剂”为例，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改良，优化了药物的剂型、剂量和配方，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和质量稳定性，使其年销售额大幅提升。这些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全国19个省市近百家企业，培育出数百个中药大品种集群，有力地推动了中药制药技术的升级换代，让古老的中药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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