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袁越，着名的环保记者。本文刊登于《大家》《三联生活周刊》。写于2020年。）
如果我告诉大家一个新闻，那就是袁隆平和儿子目前都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相信很多反转人士的内心会瞬间崩溃。但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水稻作为实验样本，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整个杂交的效率不高，而且指向性不明，周期也非常长。
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的优势在于跨物种，可以将很多强大的基因移植到农作物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相比于转基因作物，水稻杂交技术太落后了。农作物转基因技术，以不改变作物的根本遗传属性，保障其安全为原则，早就是科学界的一道铁律。一个成熟的种子公司，其转基因作物是否有毒，很容易就可以监控，现在的科学早就过了这种初始阶段。尽管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很多个年头，但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远古时代，这也是他们为何谈转基因色变的根本原因，人们总是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心存恐惧。基因技术早就不是什么高精尖领域，就像当年二战的通讯技术进行民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上手机一样，已经成熟到完全的产业化。
当一种事物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就会进入良性的市场竞争，真正的市场竞争会比任何所谓的政府监管好使一万倍。
转基因技术是中国农业的机会
对转基因进行各种妖魔化，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惯常使用的套路。比如在小崔的纪录片中，转基因作物被指导致草甘膦的滥用，以及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上升。目前应用得最广的两项转基因技术是抗虫和抗除草剂。抗虫靠的是bt蛋白，这是一种来自细菌的蛋白质，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非常具有针对性。种植含有抗虫转基因技术的作物，根本就不用担心作物的病虫害，非常低成本和环保。至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就是抗草甘膦。新技术出来之前，草甘膦是一种环保型低毒除草剂，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自然降解，不会出现什么残留。这种除草剂的弊端在于，它会把作物一起杀死。有了抗草甘膦转基因技术的作物后，自然草甘膦这种除草剂就会被放开使用。但很多所谓的环保人士选择性无视草甘膦本身的低毒性，反而拿它大作文章。
很多反转派会拿政治说事，因为现在全世界最成熟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基本都在美国，比如我们熟知的孟山都。他们会散布谣言称，孟山都卖给中国含转基因技术的种子，就是扼住了中国的喉咙，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注：中国政府早就通过了立法，给予了农民的留种豁免权，不承认孟山都的种子专利。）事实上，这些技术含量很高的种子，才是中国梦寐以求的财富。转基因的作物，都是国外的种子公司通过高科技手段培育出来的，具有知识产权。而如果你想偷他们的种子，只需要拿自己的作物同对方成熟的转基因作物进行杂交，就能完成。
像孟山都这样想在中国卖转基因种子，他们必须像那些中外合资的汽车企业一样，带着自己的技术进入中国，找到一块试验田进行种子培育，培育好的种子再卖给中国农民。这些转基因种子只要进入中国，孟山都就很难再进行二次盈利，它们会在我们的土地上遍地开花，而且会被卖得超级便宜。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孟山都害怕别人偷种子，而不是他们带着种子入侵。种子是人类科学技术的结晶，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毒草。
（注：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2006年以后，中国已经停止向外国进口转基因种子。）
中国的科学家都明白，好的转基因技术培育的种子，可以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带来质的飞越，想想我们每年要从美国进口多少大豆，有多少张嘴在嗷嗷待哺，而改变中国粮食被动局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获取最优质的种子，进行研究和再培育，然后进行全面种植。只有中国有一天成为粮食出口国，才能说明我国的农业真的实现了现代化，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
绿色和平组织和小崔的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转基因都是一门生意，最着名的国外组织是绿色和平组织。在反转的问题上，绿色和平组织一直高举大旗，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事实上这就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民粹组织，煽动无知庸众对抗政府，就是他们持之以恒在做的生意。对抗政府一般都是有风险的，绿色和平组织不是不知道，但有两个领域是相对安全的——反对核电和反转基因。本来这个公司一度不太成气候，他们刚开始也是以反核电起家的，后来在欧洲刚进行完大选的某国家某任总统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将枪口调转对准转基因。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转基因真的是什么，他们中的成员没有科学家，有的都是所谓的“社会活动家”，靠全世界的募捐来进行他们壮丽的事业。2014年，媒体曝光他们的国际部负责人pascal husting每周坐飞机上下班等一系列丑闻，大家才明白这个打着环保牌的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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