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之初，他心忧边患，召集大臣平台奏对，有个叫袁崇焕的家伙献了个“五年平辽策”，他大为满意，将这个不过是宁远守备的家伙，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督师蓟辽。结果，这家伙上任后，先是给黄太吉写信，玩什么攻心计，又跑到皮岛砍了一品将军、同样持尚方宝剑的毛文龙，导致了后金占领皮岛，消除了出兵远征的后顾之忧。他还将海运粮食改为陆路运输，所有军需辎重全部从山海关转运，更加降低了明军主动出击的可能性。
于是，崇祯二年冬，建奴破关，威逼京畿，从容掳走了几十万百姓！
后来，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但辽事却再无力回天，一再败坏，如今已经只能守着宁锦防线，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性。
崇祯元年秋，贼起陕西。起初，有地方生员奏报，说是灾情严重，人竞相食。朝廷以为是地方恶意夸大，骗取赈济，因此没有理睬。加上辽事需要用钱，也没有更多的银子赈灾，反而陕西为了完成征税指标，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民乱四起。皇帝这才发现内阁误判了形势，连忙下令剿匪赈灾。
但建奴入寇京畿，打乱了剿匪的节奏，崇祯二年底，大量山、陕边军驰援京畿，让陕西流寇趁机坐大，连克府县。加上朝廷克扣驰援边军军饷，导致边军返程过程中劫掠、溃逃，回乡后大多加入了农民军行列。
到了崇祯三年，农民军已经形成势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拥有了过万兵马，其老营不少都是边军士兵。
这些年，督抚将领报上来的消息，好的越来越少，坏的越来越多，崇祯皇帝一直左支右绌，疲累无比。他不知道泱泱大国，怎么就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部队，一打起来就会洋相百出。明明势如破竹的局势，怎么就突然变得不可收拾。
自凤阳祖坟被掘，崇祯皇帝承受的压力到了顶点。大明帝国二百八十年，从未有过如此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不想做亡国之君，不愿史书上骂他昏君，因此在大哭一场，告祭太庙之后，他痛定思痛，下决心解决陕西流寇的问题。
他打破常规，封洪承畴为总督大臣，持尚方宝剑节制各省兵马，提拔重用在剿匪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卢象升等督抚大员，给予他们处置全权，同时将关宁铁骑抽调入关，全力剿匪。
在这套组合拳下，崇祯八年春、夏，流寇被官兵从河南赶回了陕西，中原大地眼看就要平定下来，年轻的崇祯皇帝心中也稍稍松了口气。
而就在此时，他看到了河南巡抚陈必谦的奏报，说是河南如今赤地千里，请免今年税银。
莫名的，皇帝心中烦躁起来。他找来户部尚书侯恂，问他这封折子怎么回事。
“年初才拨付二十万两内帑给了河南，今年再免税，如何能支撑的起？户部今年的缺额有多少了？”
“秋粮征收还没开始，不过若是免了河南以及直隶受灾府县的税银，年底约莫只能征五百六十万两正税，还有九十万两缺额。”
崇祯皇帝心里不是滋味，话也就说的重了些。
“督抚大臣不知道替朝廷分忧，动不动就要上面来解决问题。如今每一分银子都是要用在刀刃上的，若是大家都减免税银，贼寇就剿灭不了，贼寇肆虐，来年还会有更多府县要求减免，如何能行？”
“陛下说的是，督抚当想办法自筹钱粮，陕西、湖广两地皆自筹钱粮养兵，今秋还能有所富余上缴户部，可见，若是督抚愿意想办法，总是能凑到银子的。”
“哦？孙传庭和卢象升还有这个本事？”
“臣只是如实奏报罢了。”
崇祯皇帝抬眼看了看侯恂，并没有再问，挥手让他退下。不过，紧接着他就翻到了湖广巡抚卢象升的奏报，折子里陈述“平寇十要”，首要就是办饷，其二筹兵，第三用人，第四任将，第五设险，第六定功罪，第七明分合，第八专责成，第九以民攻贼，第十以贼攻贼，又附“三大机宜”，言明剿荡大局、兵饷全筹、督理专力等内容。
概括说，卢象升主张地方督抚应该主动筹措银钱兵马，动员地方，选派将领，主动设险拒敌，不能事事仰仗朝廷，指望远水救近火。这番说辞与方才侯恂的奏报基本吻合，看起来，这卢象升的确是一员干才，想干事，能干事。
崇祯皇帝心中想着，若是天下都如这般，朝廷该有多省心？他觉得，这个人应该重用。如今北面有洪承畴盯着，形势好了不少，河南、南直隶还有些流寇，不如就让卢象升盯着南边，给个总理大臣的职司。
另一方面，他对陈必谦就十分的讨厌，再想到河南总兵刚刚因为托大身亡，陈必谦多少也有识人不明的问题，于是扣了请求免税的折子，御笔朱批，请户部核算河南留用银两，适度减免。同时，免去陈必谦的河南巡抚，由王家祯接替。
做完这些事情，崇祯皇帝起身舒展筋骨，望向殿外，天色已暗，本想着传膳，却司礼监太监曹化淳站在门口，似有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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