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臣说：“姐姐有什么指教，不妨说说大概？”亭亭说：“我对于《春秋》这本书，听说前人的议论，都说孔子在记载日月、名称、爵号之类的时候，暗中蕴含褒贬之意，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本想请教令尊，没想到他匆匆而别，竟没能讨论一下。这是我没有福气。”闺臣刚要开口，若花接着说道：“《春秋》蕴含的褒贬之义，前人议论纷纷。据我仔细推究经书中的旨意，以我的浅见，选择其中重要的来说，大概有三层含义：第一，明确名分和道义；其次，辨正名和实；第三，揭示细微之处。其他的书写法则，数不胜数，但大致这三点最为关键。”
亭亭问：“请教姐姐，什么叫明确名分和道义？”若花说：“比如《春秋》记载月份时说‘王正月’，这里写‘王’字，是为了表明历法的来源，也就是为了梳理君臣之间的道义。至于记载‘陈黄’‘卫絷’，是为了表明兄弟之情；记载‘晋申生’‘许止’，是为了表明父子之恩。其他像‘曹羁’‘郑忽’的记载，是为了表明长幼的次序；‘成风’‘仲子’的记载，是为了表明嫡庶的区别。诸如此类，难道不是明确名分和道义吗？”
亭亭问：“那辨正名和实呢？”若花说：“比如《左传》称隐公为‘摄’，但孔子在《春秋》中写为‘公’；《左传》称许止没有尝药，而孔子在《春秋》中写为‘弑’；卓被立为国君还不到一年，而孔子在《春秋》中正式称他为‘君’；夷皋被弑一事虽然归罪于赵穿，但孔子在《春秋》中写为‘盾’。凡是这类情况，难道不是辨正名和实吗？”
亭亭问：“揭示细微之处又是什么呢？”若花说：“比如‘鲁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会合诸侯讨伐秦国’，是为了表明鲁公是因为会合诸侯讨伐秦国才去的京师；‘周天子在河阳狩猎，壬申日，鲁公在天子停留的地方朝见’，是为了表明鲁公是因为天子狩猎才去朝见；‘公子结送陪嫁的女子，于是和齐侯、宋公结盟’，是为了揭示公子结擅自作主；‘鲁公和齐侯、郑伯在中邱相会，翚率领军队会合齐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是为了揭示公子翚擅自行动。像这类情况，难道不是揭示细微之处吗？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当时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瓦解，篡权夺位的事情接连不断，孔子没有掌握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于是根据《鲁史》创作了《春秋》，大概总离不开诛杀乱臣、声讨贼子、尊崇周天子、贬低霸主的意思。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强盛，孔子一开始压制诸侯，以尊崇王室。等到诸侯势力衰落而楚国强盛，孔子又压制楚国而扶持诸侯，之所以扶持诸侯，就是尊崇王室的意思。因为圣人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无穷无尽，圣人的教诲也随之变化无穷。他随时拯救世道人心的心意就是如此。有人说《春秋》这本书，在记载日月、名称、爵号时暗中蕴含褒贬，我固然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但说称人为贬，可有的人被称为人却未必是被贬，地位低微的人也被称为人；称爵为褒，可有的被称爵的人未必全是褒扬，被讥讽的人也被称爵。失去国土的君主称名，而卫侯逃到楚国却不称名；即位不到一年的君主称子，而郑伯讨伐许国却不称子。诸如此类，数不胜数。要知道《春秋》是圣人根据《鲁史》编写而成的，如果把日月作为褒贬的依据，假如某件事应当记载月份，而《鲁史》只记载了季节；某件事应当记载日期，而《鲁史》只记载了月份，圣人怎么能跑到各个诸侯国去，查访具体的日期和月份呢？如果说以名号作为褒贬的依据，假如某人应该被褒扬，而旧史只记载了他的名字；某人应该被贬斥，旧史只记载了他的爵号，圣人又怎么能跑到四方去，查访他的名字和爵号呢？
若花说：“《春秋》有通用的体例，也有特别的笔法。就像旧史记载的日月，就沿用它的日月；记载的名称，就沿用它的名称；还有结盟就记结盟、相会就记相会这类，都是依据旧史，没有增减，这就是通用体例。如果是旧史没有记载，圣人写下来以表明大义；旧史已经记载，圣人删减以表示警戒，这就是特别笔法。比如‘元年春正月’，这是旧史的原文；加上‘王’字，就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晋侯召见周天子，这件事在以前儒者的传注里能看到，而圣人写成‘狩于河阳’，这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纲常；甯殖驱逐他的国君，这件事记录在诸侯的简策上，而圣人写成‘卫侯出奔’，这是为了给君主们以警示。不只是称仲子，而是称‘惠公仲子’；不只是称成风，而是称‘僖公成风’；不称陈黄，而称‘陈侯之弟黄’；不称卫絷，而称‘卫侯之兄絷’；阳虎是家臣，写成‘盗’；吴、楚僭越称王，写成‘子’；其他像公子纠不写‘齐’，而小白写‘齐’；公子突不写‘郑’，而忽写‘郑’；拥立晋君却写成‘卫人’；拥立王子朝却写成‘尹氏’，诸如此类，都是圣人的特别笔法。所以说：‘书中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文字是旧史的文字，而其中的大义是我孔子私下取来表达褒贬的。’学者研读《春秋》，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通用体例，哪些是特别笔法，自然就能领会其中的大义。总之，《春秋》这本书，圣人光明磊落，只是如实记载事情，善与恶都一目了然。至于拯救世道人心，这才是这本书的主旨。我胡乱发表见解，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姐姐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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