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时下取士，经义、诗赋并重。
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王棣想来，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想要进士中试，何其难也。
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二年，进士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五人。四年，进士八人。乾德二年，进士八人……八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四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突破一百大关，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即所谓“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科勿得过其数。”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科场取士，以皇佑四年进士限四百人，诸科毋得过其数。”当时，大约每四年开科一场，这样算来每年取进士、诸科大约各百人。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诏：“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以后遂为定制。
啧啧啧，大宋风流，读书人若过江之鲫，每三年方取进士三百人，也难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如秦观，亦不能一蹴而就。嗯，还有更倒霉的，鼎鼎大名的柳三变，四次落第，“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伤心落魄而改名为“柳永”，“破罐破摔”，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得遇仁宗皇帝开恩师方得中进士榜，五十岁而暮年及第，好不容易博了个“柳屯田”的名号。
这是反面案例啊，千万学不得。
当然，他并不发怵，毕竟多了千年的见识，这些年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诚如苏轼所言，不论是经义或诗赋，都算是底气十足。这时的科举，尚没有明清时那么变态，八股文能活生生将人变成迂腐之徒呢。
至于原本的辛未科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的马涓、朱谔、张坚庭三位科举达人，到时候同场竞技，免不得要PK一二，也不至于未战先怯。
倒是他这个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有些尴尬，毕竟朝中是高太后携旧党执政，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举而仰听于太皇太后。自司马光、吕公着到文彦博、刘挚、吕大防这些个丞相，可都是极力反对新政的。也就是说，时下朝中的诸多大佬，绝大部分是王安石的“政敌”。
呃，大佬们若有心针对他，就便王安礼尚处高位，怕是也护不得周全。伤脑筋啊，希望是杞人忧天吧，士大夫们当不致如此小心眼哩。
话说这大宋朝算是开放的，这是个神奇的年代，其大胆先进之举和如今比起来还毫不逊色。
外卖，我们宋代就有了，上门制作，包你满意；
房价，笑话，宋朝的房价价格之高，你是绝对想不到；
相扑，我们玩的还是女子相扑，更刺激，更精彩；
寡妇再嫁是义举，妾是租来的，媳妇是可以相看的……
司马光的《书仪》里记载：“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里女子亦立诵之。……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孝经》、《论语》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
律法有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别与缚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嗯，家庭财产的分配中，未嫁女可以继承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
“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呃，阴盛阳衰哪。
至于“河东狮吼”只是众多惧类事例之一罢了。
这么说吧，有宋一朝，士子固然风流，女子的地位也不低。
若不然，亦不会有“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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