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歧路问药，南北殊途
万历元年春，李时珍带着弟子建元踏上北行之路。传闻燕赵之地的麻黄与南方不同，茎更粗，味更烈，民间呼为“山麻黄”，又因常被猎户随身携带防风寒，得名“猎鞭草”。车过淮河，两岸的麻黄渐渐从丛生变为单株挺立，茎秆带紫，如被晨霜染过。
在易州城外的猎户村，老猎户耿伯拿出珍藏的“猎鞭草”，茎上还挂着风干的苔藓。“这草得在霜降后采，”他指着手背上的疤痕，“前年冬，我在狼牙山追狍子，雪灌进靴子里，回来就冻得直哆嗦，咳嗽带血。用这草配着生姜、葱白煮水，趁热灌下去，蒙头睡一觉，汗出透了，第二天就能扛枪。”他顿了顿，往火堆里添了块柴，“但有回我侄子，他本就爱出汗，也学我这么喝，结果汗流得像漏了的桶，差点脱了相。老人们说，这草认人，‘实人’（体壮者）能用，‘虚人’碰不得。”
李时珍剥开麻黄的茎皮，见髓心比南方的更饱满，如裹着一层蜜蜡。“北方风寒更烈，故麻黄得地气之刚，性更燥烈，”他对建元道，“耿伯说的‘实人’‘虚人’，便是《伤寒论》里说的‘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之别。仲景用麻黄必看脉证，民间虽不明理论，却在实践中摸到了门槛。”
南下时，他们在扬州遇到一位药商，正与药工争论麻黄的炮制。“古法要用酒炒，”药商拍着账本，“《雷公炮炙论》说‘凡使麻黄，去根节，用酒浸一宿，焙干’，你偏要生用，这不是砸招牌吗？”药工红着脸辩解：“南边潮湿，生用发汗太猛，用蜜炙过才温和，城里的大夫都要炙过的！”
李时珍取过生麻黄与蜜炙麻黄，分别捻碎：生品辛气冲鼻，炙品则带甜香。“炮制如治军，”他笑道，“北方寒重，生用如快刀斩乱麻；南方湿盛，蜜炙如缓兵图良策。地域不同，法亦不同，这正是民间用药的活智慧。”他让建元记下：“麻黄炮制：生用发汗解表，蜜炙润肺平喘，酒炒助其通经。”
第六卷 古籍辨误，去伪存真
回到蕲州，李时珍的书案上堆满了抄录的古籍，其中《蜀本草》《图经本草》对麻黄的记载相互抵牾。《蜀本草》说“麻黄叶有毒，不可用”，《图经本草》却言“叶可治咳喘，与茎同功”。
“这便是考据的难处，”他对建元道，“前人着书，或凭耳闻，或据一方之验，若不亲见，难免以讹传讹。”遂带着弟子去城郊的麻黄地，此时正值初夏，麻黄抽出新叶，细如松针，沾着露水。李时珍摘下一片嫩叶，嚼了嚼，初觉微麻，片刻后喉头发紧，赶紧用甘草水漱口。“叶确有小毒，”他皱眉道，“《图经本草》怕是把‘嫩茎’误作‘叶’了。百姓采麻黄，多取茎弃叶，可见实践早于书本。”
他又翻到《药性论》，说“麻黄能治女子血崩”，这与他所知的“麻黄辛温发散，恐动血”相悖。恰逢邻村有位妇人血崩不止，曾误服含麻黄的汤药，血量更甚，后经名医改用止血药才愈。李时珍走访后记下：“《药性论》言‘治血崩’，恐为误记，或与‘麻黄根’混淆——根能止汗，或可敛血，茎则发散，断不可用。”
一日，建元捧着《本草衍义》来报：“书中说‘麻黄生晋地者佳，色青’，但咱们见的麻黄多黄褐，这是为何？”李时珍取来各地麻黄标本：晋地麻黄因土壤含硫，茎皮带青晕；蕲州麻黄生于红壤，色偏黄褐；西域麻黄经风沙历练，色如古铜。“色由土生，性随境变，”他指着标本，“《衍义》只言其一，未及其余，可见‘道地药材’之说，需观其全貌。”
他在“正误”篇中写下：“诸书言麻黄‘色青’‘色黄’者，皆因产地不同，非有误也，然其核心在‘味麻’，不在色之偏正。”这种不盲从古籍、以实践纠偏的态度，渐渐成了《本草纲目》的底色。
第七卷 传说入注，存而不论
秋至，蕲州的麻黄已收割晾晒，药农们正编唱新的歌谣：“麻黄麻黄，辛温如枪，实人喝了出大汗，虚人喝了见阎王。”李时珍听着歌谣，想起收集的数十则民间故事，有说麻黄是“神农鞭笞百草时，最后剩下的刚烈者”，有说“麻姑采此草炼药，不慎洒入人间”，最离奇的是“张骞通西域时带回的仙草，能治瘴气”。
弟子不解：“这些故事虽有趣，却无实证，先生为何还要抄录？”李时珍指着案上的《山海经》：“古人着书，常将草木与神话相附，非为虚妄，实为借故事传经验。比如‘麻姑炼药’，暗含‘麻黄需炮制’之意；‘张骞带仙草’，暗示其非中原原生，与《唐本草》‘出河西’之说暗合。”
他取过那本写着“麻烦草”的民间抄本，上面记载着一则奇事：某村有个酒鬼，寒夜醉卧雪地，家人用麻黄煮水灌之，想让他发汗醒酒，谁知他喝完狂躁如疯，竟跳河而亡。“这故事看似荒诞，”李时珍批注，“却藏着大道理：麻黄辛温助火，与酒同用，如火上浇油，此‘相反’之戒，比医书说教更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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