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历史上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吧！第一个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自决，第二个便是联邦制，虽然在建立苏联之前列宁本人最初反对联邦制，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在十月革命后基于现实调整了政策，主张以联邦制整合各苏维埃共和国，第三呢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强调民族平等。
在纸面上看来这是好的，但也给未来埋下了祸根。
第一个民族自决，列宁认为民族自决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而非鼓励永久分裂。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民族（如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倾向于独立而非联合，导致苏维埃政权初期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
第二个联邦制也是重量级，1991年苏联解体时，各共和国正是依据宪法中的退出条款宣布独立。
第三个大俄罗斯主义呢？在列宁死后斯大林上台后便又卷土重来。
这都表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再完美的制度都需要人去做，斯大林本人也提出过关于民族自治区的解决方案，但被列宁以：必须以平等的姿态迎接他们。以后所谓的民族自治区便没有提上日程。但即便上台的不是斯大林，是布哈林亦或者是拖司机，所谓的大俄罗斯主义便不会卷土重来吗？
我想在这说一个事件。来解开大多数人认为的苏联内部其实没有民族矛盾这样的话语，那便是1923年的格鲁吉亚问题。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亲信）在格鲁吉亚实施高压政策，甚至殴打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干部，而斯大林本人支持压制格鲁吉亚自治诉求，并推动外高加索联邦（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中央集权化。
布哈林与拖司机呢？他们在这次事件中都选择了沉默。前者是主张的渐进式建设，表明即便是布哈林上台仍会坚持像斯大林这样的民族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后者主张的世界革命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后来的大清洗，从一定程度上将苏联建立时的民族矛盾视而不见。而在列宁以及斯大林等强人在世的时候，苏联高层尚能依靠个人威望压制住，一旦所谓的强人去世，民族矛盾就会彻底显现。如戈尔巴乔夫改革时的困局。
因此要怎么解决？
像美国那样建立文化认同？想想现在的地狱笑话吧！所谓的文化认同真的解决了美国的民族问题吗？
像我国一样的民族自治？当时的苏联能做到的话也就不会有乌克兰大饥荒了。
联邦制不可行。苏联必须要先确保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民族必须是国家内部的民族而不是可以与中央平起平坐的“国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以党为中心，以党的领导为主。民族问题不能依靠主观的民族自决来解决，而是要依靠强硬的法律与政府政策、经济、与文化认同一起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也就是必须要在高压与放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要压制分离主义，又要给予各民族一定的自治权。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闲话就说到这，正文开始了。】
喀尔巴阡山口，作为欧洲进入乌克兰的门户，在德军来到这儿之前，在这儿的是俄国的近卫军，这个沙皇的“御林师”紧急从彼得格勒调到了喀尔巴阡山口足以看出这儿对于俄国的重要性。而在喀尔巴阡山口最重要的便是那座扼守着整个隘口的杜克拉山口要塞。
杜克拉山口它连接着中欧和东欧，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控制该山口意味着掌握了一条具有战略价值的交通要道，谁能够拿下这儿便能够打通中欧和东欧的通道。
距离最开始炮击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即便是德国人不断在这儿倾泻了不知道多少炮弹，甚至是将杜克拉山都削去了一部分，但那个杜克拉山口要塞却还是没有任何崩溃的迹象，德国人能够通过望远镜看到要塞内部的俄军不断重新加固着要塞，等到德军炮响时他们又像是蚂蚁一样重新缩回到要塞内部坚固的水泥下。
若只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在德军背后的东波兰还藏着不少的游击队——他们并不是赞同沙皇的统治，只是在抵抗德国人的入侵。
鲁登道夫坐在临时指挥所前，作为东线指挥官此刻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在他身后的副官送来了一杯热咖啡，但鲁登道夫只是挥了挥手，连看都没看一眼。咖啡的香气混杂着泥土的腥味和远方若有若无的硝烟，让他感到一阵烦躁。
俄军近卫军在杜克兰山口部署了共计三个满编的近卫步兵师，以及一整个重炮旅。这股力量像一颗钉子，被沙皇死死地楔在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向东扩张的道路上。而鲁登道夫手里的是德国最精锐的第八军团，但即便如此，面对这座天然的堡垒，他们也显得束手无策。
“将军，”副官小心翼翼递上一封电报，“总参谋部电报。”
电报的内容冰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西线战事吃紧，需抽调兵力。皇帝陛下对东线进展迟缓表示关切。十日之内，必须拿下杜克拉。——法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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