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云南的官帽如同深秋枯叶，稍经风雨便簌簌坠落。
昆明城肃杀的空气里，血腥味始终挥之不去。
总督府那两扇曾经威严沉重的朱漆大门，此刻虚掩着，门扉上几道深色的、边缘模糊的印记，不知是经年累月的雨水侵蚀，还是更令人心悸的涂抹。
门内，死寂沉沉。几只大胆的乌鸦扑棱着翅膀，落在空荡荡的庭院中央，啄食着石板缝隙里某种暗红的凝结物。
巡抚恒春，这位封疆大吏，连同他的夫人，数月前就在这深深庭院内，被绝望和恐惧逼上了绝路。
消息像瘟疫般扩散开来，昆明街头巷尾，人们压低了声音传递着惊恐：“听说了吗？恒中丞……，是悬梁自尽的！血溅了满堂！”
恐惧如冰冷的藤蔓，缠绕着每一处官衙。
大理城头变幻大王旗，杜文秀的回民军声势日隆，剑锋直指省垣。
昆明城内，各族团练、散兵游勇打着各种旗号，趁火打劫，白日里也敢明刀明枪地火拼。
衙门成了修罗场。道台李延楷，上任不足半月，在赴衙署途中，被一伙蒙面暴徒从轿子里拖出，当街砍杀，血染红了半条街的石板。
新任知府何有保，踌躇满志刚踏入府衙签押房，一杯热茶尚未沾唇，就被他重金延请的贴身护卫从背后捅穿了心窝。
那护卫原是城外一股悍匪的内应，只为知府那颗脑袋能换得百两白银和入伙的资格。
顶戴花翎滚落尘埃，浸在粘稠的血泊里。
朝廷的任命文书，不再是通往权势富贵的坦途，而成了催命的符咒。
吏部的公文匣子，漆皮依旧鲜亮，描金的龙纹依旧张牙舞爪，可当它被驿卒颤抖着递入某位京官或邻近省份官员的手中时，带来的往往是瞬间煞白的脸色和彻骨的寒意。
“兹委任某某为云南某某道……”宣旨太监尖利的声音还未落下，那被点到名的官员已“扑通”一声瘫软在地，涕泪横流，叩头如捣蒜。
“公公明鉴！微臣……微臣老母病危，需床前尽孝啊！恳请朝廷体恤！” 这是“丁忧”。
“臣……臣突染恶疾，沉疴难起，恐……恐辜负天恩！” 说这话的官员，昨日还在宴席上谈笑风生，此刻却面如金纸，气息奄奄，被家人用门板抬着来接旨。这是“称病”。
更有甚者，在得知即将被外放云南的风声后，书房里便传来一声压抑的惨嚎。
家人撞开门，只见主人瘫坐在地，左手握着一把沾血的利剪，右手两根指头不自然地扭曲着，断口处血肉模糊。
他用剧痛和残缺，硬生生斩断了那条通往云南死地的路。这是“自残抗命”。
官帽落地，如秋叶飘零。巡抚衙门大堂那象征最高权力的楠木公案上，积了厚厚一层灰。
自恒春之后，那把椅子便空悬着，无人敢坐。云贵总督的大位，更是空了整整四年。
朝廷的廷寄文书如同雪片，催促着封疆大吏尽快赴任，可那些文书，最终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吏部尚书的案头，弹劾云南官员“畏葸不前”、“贻误封疆”的奏折堆成了小山，可又能如何？派谁去？谁肯去？谁又能活着走到任上？
昆明城仿佛成了帝国肌体上一个不断溃烂流脓的伤口，朝廷的膏药，贴一张，便被血水浸透一张。
时光在血腥和混乱中艰难爬行，到了同治五年秋。
湘军大营，驻扎在贵州腹地一处刚经历过血战的关隘旁。
空气中硝烟尚未散尽，混合着泥土、血腥和草木焚烧后的焦糊味。营地肃杀，得胜的湘勇们默默地清理着战场，掩埋同胞，也埋葬敌人。
中军大帐内，气氛却比帐外更为凝滞。
刘岳昭端坐在主帅的虎皮交椅上，帐内只点了一盏油灯，昏黄的光晕勉强勾勒出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和紧抿的嘴唇。
这位以“稳毅沉鸷”着称的湘军悍将，此刻眉宇间积郁着浓重的阴云。
他面前摊开的，是一封来自京师的八百里加急廷寄，黄绫封面，朱砂封印，刺目地躺在粗糙的木案上。
帐下，几位心腹幕僚和营官垂手肃立，个个面色凝重，帐内静得能听到灯芯燃烧的哔剥声和帐外寒风的呜咽。
终于，一个须发花白的老幕僚忍不住打破了沉寂，声音干涩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大人……云贵总督！这……这是朝廷的催命符啊！”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鼓起毕生的勇气，“滇省糜烂，非一日之寒。杜逆盘踞大理，拥众二十万，其势正炽！马如龙之辈，虽暂受羁縻，然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如同枕畔豺狼！更遑论遍地团练，名为保境，实为割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老幕僚的声音因激动而拔高，“前车之鉴，血犹未干！恒春、舒兴阿、潘铎……哪一个不是位极人臣？哪一个不是……落得身首异处，家破人亡？大人！云南官场，那是阎罗殿！是无底的深渊！此去……十死无生！万望大人三思！三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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