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冬，云南的天空仿佛被硝烟浸透，铅灰中透着不祥的暗红。
省城昆明总督行辕内，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对着几案上堆积如山的军报，眉头锁成了铁疙瘩。
来自迤西的驿马日日驰报，杜文秀的大理政权兵锋锐利，滇西大半州县沦陷，东征的号角隐隐可闻。
昆明城人心惶惶，连总督衙门里的亲兵，眼神里都藏着不安。
刘岳昭踱步到窗边，望着庭院里那株在肃杀春寒里瑟缩的老梅，心头沉得如同压着滇池的水。
他并非不知兵。湘军出身，从尸山血海里挣出的顶戴，平黔乱、征云南，一路搏杀至此。
可眼下局面，比贵州错综复杂何止十倍？各族蜂起，教派缠斗，朝廷催剿的严旨一道紧似一道，而手中堪用之人，却寥若寒星。
前任总督劳崇光在任时已显颓势，偌大一个云南，竟似一盘散沙，捏不起，打不碎。
他猛地一拳捶在冰冷的窗棂上，震得窗纸簌簌作响。这困局，如铁桶一般，找不到一丝透气的缝隙！
信使快马加鞭，七百里加急的红翎公文，穿越湘黔驿道上的重重关山，一路向北。
马蹄踏碎春泥，带着云南高原的焦灼与烟尘，最终停在了湖南长沙提督衙门的石阶前。
湖南提督周宽世展开那封厚实的信函，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字字句句却都透着一股焦灼的力道。
他读着刘岳昭在滇省陷入的泥淖：杜文秀大理政权稳踞滇西，兵锋咄咄逼人；官军屡战不利，士气低迷；地方糜烂，筹饷无着……
周宽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信纸边缘重重捻过，留下清晰的折痕。他起身，踱到悬挂在墙上的巨幅舆图前。
目光掠过熟悉的湖湘山水，一路向南，沉甸甸地落在云贵高原那片被朱砂圈点得密密麻麻的区域。
手指沿着点苍山、洱海、大理府的标记缓缓移动，最终停在昆明那个墨点上，久久不动。
“荩臣（刘岳昭字）啊……”周宽世对着地图，仿佛对着千里之外愁眉不展的刘岳昭，低声喟叹。
他深知这位自己妻子兄长的能耐与局限。刘岳昭治军严谨，能征惯战，更难得的是有容人之量，听得进劝谏。
当年在贵州，若非自己力陈利害，劝他暂缓强攻，转抚苗疆，恐怕平黔之功也未必能如此顺遂。
然而云南这潭水，太深太浑。杜文秀经营大理十余年，根基已固，绝非仅凭一腔血勇、几路精兵就能荡平的。
刘岳昭缺的，不是敢战的兵，而是能真正洞察滇省肌理、撬动这死局的那个支点！
一个名字，如同暗夜里的火星，骤然在周宽世脑海中爆亮——岑毓英！
此人身影瞬间清晰：广西西林土司子弟出身，咸丰初年便带乡勇入滇，在滇南、滇中剿匪安民，屡立战功。
十年经营，其势力盘根错节于滇省底层，从土司头人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通。
更难得是此人用兵不拘常法，奇正相生，尤其擅长在云南这种复杂地形与族群间纵横捭阖。
若论对滇省情势的了然于胸，对杜文秀及其政权的深刻认知，满朝文武，无出其右者！
然而，周宽世捻须的手停住了，眉头也蹙了起来。
岑毓英刚在不久前的政治风波中栽了大跟头，
因与某位朝廷大员在滇省善后策略上意见相左，被一道参劾，落了个“刚愎跋扈、处置乖方”的罪名。
生生被褫夺了云南布政使的顶戴，如今正赋闲在家，闭门思过。
朝廷对他，正是不信任甚至猜忌之时。起用一个刚刚被革职、声名有瑕的“非常之人”？这念头本身，就带着刀锋舔血般的凶险。
周宽世坐回书案，铺开素笺，提起那管湘妃竹紫毫。
墨在端砚里缓缓化开，浓黑如夜。他沉吟片刻，笔锋落下，力透纸背，写下了那注定要搅动西南风云的八个字：“非常时期，当用非常之人！”
笔锋在“非常之人”四字上尤其凝重，似有千钧。
他并未在信中直接点出岑毓英的名字，但将滇省困局的症结、所需之人的特质，剖析得淋漓尽致——“欲破滇西死局，非深悉滇情、洞悉杜逆、能驱策士绅、勾连百族、行非常之策者不可为也。”
最后，他笔锋一转，提及旧事：“昔在黔中，君能纳吾言，抚苗奏功。今滇事之棘，百倍于黔，尤须此非常之胆识与胸襟。”
信末署名，郑重盖上了湖南提督的朱红大印。他知道，以刘岳昭的性情，看到这八个字，定能明白其所指。
信使再次绝尘南下，马蹄声急如骤雨。当这封来自长沙的密函抵达昆明总督行辕时，刘岳昭正被几路告急文书逼得心火如焚。
他几乎是抢过信函，撕开封口，目光急扫。当“非常时期，当用非常之人”八个墨沉字入眼，他浑身一震，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连日来的焦虑、迷茫、困顿，竟似被这八个字骤然劈开了一道缝隙！
他猛地从太师椅上站起，捏着信纸在堂中急促地踱步，口中反复咀嚼着：“非常之人……非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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