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帝国，这个帝国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创伤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他将极大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着手打造他心中的那个政通人和、永世传承的大同世界了。
那就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政体。赵匡胤是看不上前朝政府管理体制的，他觉得全是漏洞，所以才有那么多权臣、那么多割据势力。
第一步，打造全新的相权。
贯穿中国整个历史，皇权与相权的斗争纠缠而又反复，从建立王朝开始，宰相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很多时候皇帝懒啊，总离不开职业经理人——宰相，好帮忙打理杂七杂八一大摊子事情，而这个职业经理人一旦权柄过重，就很有可能开始觊觎皇权。
这归根结底是皇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皇帝始终试着去论证自己皇位的唯一合法性，劝着黎民百姓忠君爱国，但另一面，自己的皇位也是造反得来的。
这不像西方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人一生下来就立马接受宗教洗脑，认为哈里发是大神指定的使者，哈里发死了他儿子就是新的使者。宰相要是想上位，那就是反神、反宗教，就是反人民。所以就只能任由哈里发在位子上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宰相就只能是个高级打工仔。
中国的皇帝们不是没想过也搞上君权神授这么一套，但是这东西在中国水土不服。早在夏商周三代到秦、汉，君主就自我宣扬“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问题就是没有成体系的宗教，群众基础不好。“天”是管皇位传承，但管不了小民百姓，管不了人生老病死，管不了家里想生儿子，管不了家里丢了两块破棉布；而这些小事宗教都管，你只要跪那磕几个头就啥都有了。
等中国引入成体系的宗教，已经到了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67年左右），那时候佛教画像雕像都是印度人，明显就跟皇帝长得不一样，于是皇权和宗教就一直没有办法关联上。
等再过了几百年，佛教深入人心，负责管理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皇权就只能继续孤零零地受命于“天”了。而天这个东西解释力太弱，导致中国人不怎么信，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皇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道德负担，把前朝皇族清空是常有的事情。
于是，宰相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地给皇帝干活的时候，难免一肚子怨气，“这皇帝脑子不好、脾气不好，屁事还一大堆，啥都不管就知道花钱”，开始咋看这个皇帝咋不顺眼，再等宰相权力大到了一定时候，软禁皇帝或者废立皇帝就是一句话的事，比如伊尹、霍光、董卓。
要是宰相野心再大点：“国家的法人能不能换成自己呢？现在皇帝的江山不也是夺了别人家的吗，他夺得怎么我就夺不得。”这时候下面人再一撺掇，这个职业经理人摇身一变就成了董事长，比如曹丕、刘裕、高欢。
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都设有宰相，宰相都坐掌中书省军、政、财权一把抓，地位也很高，有资格和皇帝“坐而论道”，但是赵匡胤觉得这样不好，宰相权柄决不能太重。
赵匡胤改革的思想就是“分权制衡”，他只把政务管理权留在中书省，领头的还叫宰相这个名字。但是同时又把军权分给了枢密院，领头的叫枢密使，尊称为枢相；财权分给了三司，领头的叫三司使，尊称为计相，这宰相和枢相、计相在宋朝都是宰执。
这样一来，皇帝本来是跟一个大胖子宰相掰腕子，现在变成跟宰相带着枢相、计相这三个小瘦子分别掰腕子，这样看起来胜算就稳当了很多。
然而赵匡胤料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贯穿整个宋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仍在延续。中国人是有智慧的，宰相们用了一个办法，破解了分权这个难题——“兼职”。
在北宋初期，有些事情需要几个部门合办，比如赈济、建城等，为了办事方便，在政务方面，宰相多兼职门下侍郎；财务方面，多兼职转运使、提举三司会计司、提举尚书讲义司等。等办完了事，兼职也就一直兼着了。
到了北宋中期，宰相又开始兼任军权职务。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宋军在好水川战役中战败，朝廷便开始了对政治体制的反思，认为战败很大程度上和“中书与枢密院互不统属”的官制有关，导致延误了军情。庆历二年（1042年），仁宗下诏允许了宰相统属中枢、枢密院所有事务，为以后的宰相兼职军权提供了先例，比如宋高宗赵构的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陈康伯兼枢密使。
相权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皇帝们的反击手段也层出不穷，很是体现了宋朝皇帝们的高超执政水平。
第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皇帝也用“兼职”的办法去分化相权。一朝宰相所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上则启沃人主、论道经邦，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阜安百姓、兴利除害”。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皇帝开始给宰相再压担子，兼职很多礼仪方面的任务，比如祭祀先祖、营造陵墓、皇家丧葬、宣化德教，后来还有封禅泰山、主持册封典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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