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担子都有相同的特点，很重要、很有排场，但很费心思、很耗精力，没有权力上的好处，干不好还不行。皇帝的心里想的是累死了算，这样宰相就没有精力去管实权了。
第二招，提升参知政事的权力。赵匡胤一开始设这个职位，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参知政事只是宰相的助理，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后来皇帝们为了分权，就不断加重参知政事权柄，到了宋仁宗、宋神宗时期，参知政事的职权和礼遇达到巅峰，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第三招，再设机构分散相权。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设置差遣院以分中书用人权；设置审刑院，以分中书的司法权。后面的皇帝们，也经常设置很多临时性机构来分散宰相的权力。
第四招，扩大台谏官权限。为防大臣擅权，宋朝非常鼓励台谏官弹劾大臣，“台省相争”的事件常有发生。
总的来说，赵匡胤和继承者们对于相权的理解是正确的，明清两朝也在这种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了内阁制度。自此以后，中央出现权相独大的概率大大减小了。
第二步，打造全新的地方管理机制。
历史上，中央管理地方的理念一直在变，权力太集中了呢，皇帝根本管不完那么多事，但权力下放了呢，就容易出乱子。在宋之前，皇帝对地方的管理经常处于失控状态，我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假如，你是学校里的五道杠大队长，管理1000个学生，平时收收每个人的保护费（收税），处理处理同学纠纷（司法），组织搞搞学校卫生（兴修水利、城防），偶尔和临校的学生会打个群架（打仗）。
很快，你发现根本管不过来，于是你就把这些人分成了100个小队，你不直接管学生了，你只和小队长打交道。你觉得轻松了很多，但慢慢地你又觉着管不过来了，因为你和校花谈恋爱了，你还有点业余爱好，喜欢画个画、蹴个鞠啥的。你就又选了10个人当中队长，让他们每个人管10个小队，去处理日常烦琐事务。而你只需要每个月向这10个人收保护费，要打仗的时候让他们派人跟着你。
一开始挺好，你钱没少拿，福没少享。但是日子久了，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其中有个中队长能力很强，有很多学生都转队去了那里，一些小队整队都投奔了他，他管的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
有一天，他不再给你交费，也不再听你的招呼。你很生气，下令所有人一起打他。到了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听他话的人居然比听你的还多，他已经可以打败你、撵走你、替代你了。
在现实中，你这个大队长就是皇帝，中队长在宋朝管理的区划叫路，宋之后都叫省；小队长管理的叫州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宋朝以前，地方上动不动就闹割据，像汉末的董卓、袁绍、公孙度、刘虞，唐末的安禄山、史思明、李怀光、李希烈，实质上都是地方势力的叛离中央。
现在赵匡胤有了新的思路，他给一个中队不再只派一个中队长，而是四个。他在每个路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四个平行的机构，其中，转运司负责管理财税，还负责监督考核路内各级官员的绩效，长官叫转运使；提点刑狱司负责管理路内的司法审判事务，长官叫作提点刑狱公事，《大宋提刑官》的主人公，我国着名法医学鼻祖宋慈就曾任职过这个职务，人称宋提刑；安抚司负责救灾、调兵等事宜；提举常平司负责粮仓管理、农田水利建设等事宜。四个中队长等级一样，各管一摊。
在小队这个层级，除了知州小队长以外，赵匡胤又设置了一个副队长叫通判，这个职位是宋朝地方官制的特色。
通判在职级上通判低于知州，但不是知州的副手，也不受知州指使；它有权和知州共同管理州内事务，甚至还有监督知州的权力，有事情可以直接上报中央，可谓是官小权大。知州想干啥事，通判要是不同意，这事肯定就难办了，宋史上就有很多知州和通判发生矛盾的记载。
这么繁复的地方官制，使得地方上再也形成不了盘根错节的人身从属关系，去只听命于某一个人，从而彻底避免了一路、一州之内一人独大、对抗中央的可能。这就是这套体系设计的初衷，它体现了赵匡胤对汉末军阀割据、唐代藩镇之乱再起的深深担忧。
这套官制的进步性是有目共睹的，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遇到牵涉到几个部门的事情，很容易就相互扯皮推诿、拖拉延误，行政效率自然就低下，但是在赵匡胤一朝，这种地方官制的缺点并没有过分的暴露出来。
之所以如此，第一个是时代原因，王朝初建，各个地方官吏基本由朝廷新任命，还没有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的拉帮结派，政治比较清明。另一个是个人原因，赵匡胤英明神武、明辨是非，一级级官吏搞的小九九，他能够轻易识破；况且皇帝出身于行伍之间，对军队有着高度的控制力，皇权的至高无上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威慑力是实打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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