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们见面，那可就复杂了，要从贴职、职事官、寄禄官、散官一点点往下称呼。比如说你认识一个张姓官员，知道他的寄禄官是户部郎中。见了面，你拱手称呼他张郎中，人家立即就不高兴了；你一问才知道，人家刚刚拿到了职事官位，做了开封府少尹；你赶紧改口称呼张少尹，可人家还是不接你话茬，你再一问才知道，他刚刚被皇帝封了学士的贴职；你马上再改口喊人家张学士，这时候对方才开始搭理你。
在开封的晨曦中，穿着各色官袍的士大夫们穿行于朱雀大街，他们衣袂翻飞间织就一幅流动的官场浮世绘。紫衣者昂首阔步，朱袍者低眉垂首，青绿官服者踽踽独行——这不仅是品阶的视觉符号，更是一套精密运作的权力密码。当我们掀开大宋官制神秘的面纱，看到的不仅是繁复的品秩制度，更是一部浓缩着帝王心术与官僚博弈的政治哲学典籍。
第四步，设立皇城司。
这是宋代的特务机构，官兵均由皇帝亲自挑选，人数约六千余人，为了让皇城司不受外界干扰，赵匡胤规定皇城司不隶属于政府、军队，完全按照皇帝个人意志行事。
皇城司品级不高，最高长官皇城使为正四品，但是权力大得吓人。在赵匡胤的刻意扶持下，皇城司成了集侦查、缉捕、收监、刑讯、审判等于一身的专职特务机构，不仅负责保卫皇宫、警卫仪仗，而且负责探察各级官僚的贪腐问题，官员、将领的非公开活动和私下言论，以及对外谍报、民间舆情等等，无所不包。
赵匡胤经常派出皇城司人员到各地刺探情报，这些密探最有名的是史珪、石汉卿、周广。皇城司刚刚成立没多久，史珪、石汉卿等密探经过查访，发现殿前都虞候张琼在郊区买了个房子，偷偷收留了叛将李筠手下的几个人，张琼散朝后经常去找他们密谈到深夜。赵匡胤闻言震怒，张琼只得自杀谢罪。
有一次地方官员述职结束之后，赵匡胤在大殿上接见了部分考评为优的州官。其中一个南方来的官员，倏然扑在地上地向赵匡胤表达感恩，激动得泪如雨下，并且敬献万民书，说：“不是我们干得好，而是皇上施政纲领好，我们州里的老百姓都在称颂皇上。”
赵匡胤很高兴，告诉大家以后政策会越来越好。哪知道当天晚上，皇城司的人就来报告，说这个官员刚刚回到住处，就跟家里人兴奋地说：“皇帝佬儿被我唬住了，以后会重用我了。”赵匡胤当即下令，罢免此人官职，立即遣返回乡。
大臣们慢慢发现，他们下班后去了哪，和谁说了什么，赵匡胤都知道。据说礼部有个侍郎，晚上在自家院里伸个懒腰，刚一抬头就和房顶上的暗探对上眼了，那暗探冲他的诡秘一笑差点没让他把魂吓丢了。
到了后来，皇城司行事越来越离谱，民间百姓议论时政，也会面临牢狱之灾。宋神宗时期的一次君臣宴会上，皇帝手里的酒杯没有拿稳，酒洒在了衣服上，消息传到了民间，民间谣传“侧金盏”，说预示皇家要出孽子，于是，这帮皇城司密探立即开始了恐怖活动，发现有说“侧金盏”的就立即逮捕。
宋神宗变法以后，又派遣了很多密探去探查民间舆论，有村民私下闲谈说“杀了宰相王安石，农民才能不穷”。这些村民很快就被抓进了监狱。
封建皇权的威严和等级森严的管束，是会让人害怕，却不会让人产生最深层次的“恐惧”，因为那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危险，如同一只能看得见的老虎。但是皇城司能做到让人恐惧，这种未知的、神秘的、随时爆发的危险最可怕，能让你时刻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你和谁在说什么话、干了什么事，你总是感觉后背发凉，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你。
所以史学家会说，特务机构的设立，增加了皇帝对各方各面渗透性的了解，也增强了臣民对皇权的敬畏。
综合来看，在王朝建立之初的大背景下，赵匡胤设计的这套官制是相对合理的。针对相权过重，他设计了中央分权管理模式；针对历朝的藩镇大乱，赵匡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矫枉过正改革；针对前朝老旧势力，他选用了相对温和的官衔制度改革，逐步进行替代；建立了特务机构，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
赵匡胤本人就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他发明了兵器盘龙棍，后来演化为双节棍，又发明了拳术《三十二式太祖长拳》；发明了官员手捧朝笏站着上朝，而之前的官员在朝廷上是有座位的，而且有茶水喝；发明了长翅膀的帽子，防止官员交头接耳。
他创立的每个制度，都有其实施之时的可行性，那就一定也会有时过境迁的必然淘汰。宋朝后来冗官冗员、机构运转不畅的困境，其原因更多要归结于皇位继承们没有及时变更适宜时代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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